王昆吾教授所著《唐代酒令艺术》一书，是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作品。其写作目的直指两大学术难题──词的起源研究和敦煌舞谱研究，所以这本书的全称乃是《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著者使读者置身于隋唐五代燕乐的大背景中，在唐人酒筵游戏的舞台上来观察这两大学术课题，目睹了成功解决它们的过程。
唐代酒筵艺术是唐代社会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市民、诗人、艺伎、将士、官吏、羽客、僧人走马灯似地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酒肆茶楼。在唐人筵饮的场合出现了宫廷宴飨之乐──燕乐的高度繁荣，出现了在唐人诗歌中占有庞大比重的酒辞，出现了同游戏和自娱相融合的种种舞蹈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筵是唐代的一个袖珍版本，酒令是这个袖珍本社会的艺术核心”（原书引言）。这便是著者研究唐代酒令艺术、对唐代酒令艺术情有独锺的原因。这个原因的深层涵义是：作为唐代民俗的一个场景，酒筵中□酒令孕育了丰富的曲子辞格律，成为词体形成的必由之路；而唐人酒令的歌舞化和唐代歌舞的酒令化，这一过程又成为理解敦煌舞谱的钥匙。本书通过对唐代酒令艺术化过程的考察，揭开了这两大学术难题的神秘面纱。
关于词的起源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十一个世纪，传统“诗余说”的观念笼罩文人的思维，笼罩千年之久的学术史。然而所谓“词”却不是文人的专利，而是民间艺人和作家共同创造的文化珍品。当我们全面地了解唐代的社会繁荣和普通人的一切世俗活动后，才发现唐代的词人“是游戏的人、娱乐的人、交际的人”，他们在游艺中，通过酒令的令格变化创造了词律，亦即创造了“词”这一音乐文学的品种。这是本书所确立的第一个论点。
1956年，任半塘先生曾在《教坊记笺订》一书的前言里列出了“唐著辞”的写作计划。王昆吾教授继承半塘先生对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编写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第五届中国图书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获教育部优秀著作三等奖）、《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与词》（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论著。这些研究将词的起源课题纳入唐代燕乐大背景之下，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著者进一步将视角逼近饮妓艺术，聚焦于酒令著辞这一关节所在。
“著辞”是唐代形成的关于酒筵歌唱的一个常用术语，指依调撰辞和依曲唱辞，而著辞令就是依酒令设辞。送酒著辞占现存唐著辞作品的半数以上，它们是在送酒歌舞中产生的歌辞。随□酒令歌舞化局面的出现，到中晚唐，人们逐渐打破了律令、骰盘令、抛打令三分的传统格局，使用了“改令”这种自由的行令方式。改令指的是即兴设置令格的酒令。这是一种特殊的游戏规则，相对于常规酒令增加了复杂细腻的令格，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修辞手法──重字、叠字、字韵等的讲求。正是改令在修辞方面的令格要求，造成了曲子辞辞式的变化，进而造成了“词”这一特殊的诗体。关于作者对上述现象的揭示，北京风入松书评的看法是：“对词在唐代民间的漫长流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描述，其清晰程度正如一个植物学家的观察日记。”兹且以一份图表，概括此书综合隋唐燕乐、歌妓艺术、文人唱和风尚、民间嘲诮诗、改令令格等事物，所阐释的曲子文学的阶段性变化：
本书重点讨论的另一问题是敦煌舞谱。这项研究已届六十年，1940年前后，罗庸、冒广生等人在《唐人打令考》、《疚斋词论》等著述中提出舞谱是唐人打令谱的观点，为确定舞谱的性质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曲初探》对舞谱术语作了更为翔实的考证。进十年来，敦煌舞谱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的一门显学，进入多方面解读的层次，但译谱者往往将其与宫廷教坊艺术舞相比附，并无明显突破，至王昆吾教授《唐代酒令艺术》才对舞谱进行了成功的解译。纵观六十年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重点是考察舞谱性质，训释舞谱术语，近十多年则注重对舞谱结构进行解析。故程千帆先生在评价此书时说：唐艺研究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是任半塘先生之《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曲初探》为“斯学之初祖”，二是王昆吾教授《唐代酒令艺术》“集其大成”。
这项集大成工作的突破口是所谓“十六字诀”。换言之，著者专注于敦煌舞谱研究，十年磨一剑，悟获关于其结构的十六字诀，终于使千年疑问雪融冰释，舞谱解读工作迎刃而解。
这十六字诀是从杂乱无章、拍段参差的舞谱中提炼出来的，无论篇幅长短，序言详略，全部26首舞谱文字，都是按照这十六字序列排列的。由此可知，它是舞蹈者熟记于心的基本游戏规则，而敦煌舞谱的全部谱例则可归为对十六字诀的五种方式的展开，亦即是十六字诀的规则性变化的产物。简明的规则加上运用时的变通，这正是酒令游戏的通例。
作为游戏酒令舞，敦煌令舞的动作来源于生活语汇和游戏语汇，而不是艺术舞蹈的语汇。最有趣的是：经仔细观察可知，令舞的舞姿和行进方式是参照博戏的对称原理设计的，所以舞谱成为充满辨证意味的双棱镜，包含了回环对称的结构：一份舞谱中隐藏□另一份舞谱的影子；把舞谱颠倒过来从最末一字往前读，可得到一份新的舞谱，其结构正好同原谱一致。我们于是知道，舞谱反映了一种对舞的存在。这是著者的新发现，故书中称原谱为“乾舞谱”，称那份隐藏著的舞谱为“坤舞谱”。舞谱中的对称结构无处不在，除乾坤舞谱互为倒影之外，舞谱的舞姿是两两对称的，谱句的拍数也形成十分固定的对称。下表即能表现舞谱深层蕴含的循环往复，细心的人会发现暗藏于其中的交叉呼应、顺逆对称的逻辑关系：
其中也包含了谱字涵义的对称：
《唐代酒令艺术》一书出版后，有五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对之进行了审核。程千帆先生认为此书是关于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视二北，殆如青之出于蓝”。卞孝萱先生认为“这是一本具有成熟的史学修养和成功地运用文史结合方法的学术著作”。周勋初先生称此书是“以小见大”研究方法的范例。郁贤皓先生则认为：“此书不仅是一部系统、全面阐述唐代酒令艺术的学术专著，而且也是对唐代伎艺史、音乐史、敦煌舞谱、唐五代词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力作。它必将在这些研究领域中产生巨大影响。”
且让我们来欣赏本书198页的一条引语：
《唐语林》卷八这样叙述了唐代酒令艺术的历史发展：“壁州刺史邓宏庆，饮酒至（置）‘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设，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后闻（间）以《鞍马》《香球》或《调笑》抛打时上酒，〔有〕‘招’‘摇’之号。其后‘平’‘索’‘看’‘精’四字与律令全废，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绝人罕通者。‘下次据’一曲子打三曲子，此出于军中□善师酒令，闻于世。”
《四库全书》本《唐语林》卷八此条下原有按语云：“此条文义难解，疑有脱误。”周勋初先生校证说：“本条不知原出何书。”“此条文义之所以难解，乃由唐代习俗及民间口语隔阂所致，未必纯是文字脱误之故。”现在，在《唐代酒令艺术》中，我们却看到了关于这条引语的准确标点，看到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表述。也就是说，从本书对自宋不传的这条记述的完善注释中，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无与伦比的描述，其清晰程度正如一个植物学家的观察日记”等评价的涵义。
总之，本书以饱满的笔触给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梦回唐朝的□会，为学术界论证了民间游艺规则对词律的重要贡献，同时揭示了隐藏在敦煌舞谱中的全部奥秘。但我想说，本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对处于学术八卦阵中的学者，此书应当还有神圣的启示，那就是如何用立体的视野和全息的观察，用关于事物存在形式与其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使传统学术进入新的天地。就此而言，本书严密的思维和操作过程，可以成为人文科学学术著作的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