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载苦辛，一朝结果，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即《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于200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使学界为之注目。禅学三书以作者的博士论文《禅诗研究》为基础，又经进一步的琢磨增补而成，全篇八十五万言，洋洋大观，包罗百珍，堪为近年来禅学研究的大制作。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其甚者非但不读佛经，更以之为拭不净纸，因而教界学界都对禅教对立十分注意，而对禅宗对经典的汲引不大关注，虽然亦有学者开始提出这一问题，但由于佛教经典十分丰富，禅宗大多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借引经典，并不严格依照原文，因而具体探讨禅宗对佛教经典的吸收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付出艰辛的努力，是故点到为止者多，系统追寻者少。吴言生博士知难而上，不惮繁巨，依靠多年来积累的对佛典的研读功夫，更赖寻本求源、探赜索隐的治学精神，以过人的毅力和超强的劳动，细究禅宗对佛典的接受，完成了《禅宗思想渊源》。
《禅宗思想渊源》选取了《楞伽经》、《起信论》、《心经》、《金刚经》、《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涅盘经》十部对禅宗影响最大的佛典，细述了佛典对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对禅宗著作援引经文的出处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考索，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禅宗作为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宗派，自然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过于夸大了中国文化传统对禅宗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禅宗已经不再是佛教了，圈内圈外都有同样的观点，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哲学”，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却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禅宗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在印度。
学者多谓禅宗是典型的中国佛教，但这只是一方面的事实，另一方面，禅宗始终保持着一条联结印度佛教母体的根，西天二十八代，中土六祖，法法相付，心心相印，传佛心印，代圣立言，无一字不合佛说，无一句违于佛经。学者多惑于禅宗呵佛骂祖的表象，而忽略了其传承佛旨祖意的精神，这里面也许还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似乎一强调禅宗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就有可能损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一说禅宗是道地的中国文化，就突出了中国人的独创性，这种情绪实则有损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禅宗思想渊源》强调禅宗思想来源“最主要的方面”是佛教经典，这一方面有助打破认为禅宗不重经教、不立文字的思维定势，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禅宗最主要的源头在佛教而非中国文化。印度佛教为禅宗提供了种子，而中国文化则为之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和环境，二者的结合使得源自于西方的禅宗在中国茁壮成长，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是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成功的范例。
禅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将印度佛教的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精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因而简单地说哪一部分是印度的、哪一部分是中国的是不科学的，两种文化在禅宗身上都有体现，而且已经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既可以说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也可以说禅宗是原原本本的印度文化，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说明禅宗的本质。禅宗标榜以心传心，提倡绝思虑、离言筌的不二法门，主张顿悟入道，因而学者乐道禅宗如何“非理性”，乃至以此来作为放弃思索和批判的借口，然而吴博士在漫步禅林、品味禅诗之时，却发现禅宗的公案、颂古、禅语“在电光石火中闪烁着理性深沉”。《禅宗哲学象征》便是对禅宗公案机锋所隐含的理性精神的发掘与阐释。
《禅宗哲学象征》从《起信论》“由本觉到不觉、由不觉到始觉、由始觉到本始合一”四个阶段，加以概括提练而总结出禅宗的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四个层面。于境界论，又提出基于哲学角度的一切现成的现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觉境、涵容互摄的圆融境、随缘任运的日用境和基于诗学角度的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
虽然禅宗本身包含十分深刻和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其哲学思想与理性精神又是隐藏在瑰丽多彩的禅宗文献和变幻莫测的公案机锋之中的，并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且具备很强的哲学思辩能力的。吴博士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富有价值的探索，可谓一个良好的开端。其境界论尤具特色，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
禅宗固然以宗教性为主，兼摄哲理，然而不妨其与审美相关联。禅宗诗歌多达数万首，是一个丰厚的文化资源，然而学者多关注于文人禅诗，对于禅宗诗歌却很少涉及，这就等于买椟还珠，认奴为郎，偏离了禅诗研究的主干。《禅宗诗歌境界》以禅宗诗歌为研究对象，主要揭示其审美感悟机制，并对诸宗禅诗的意象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文人禅诗即“文人创作的有禅意的诗歌”，其特点大抵是有诗无禅，虽然不少文人以禅客自居，实则对禅一知半解，不过是拿来点缀一番而已。而禅宗诗歌是禅者即兴而作的歌行偈颂，其意在说禅而非诵诗，虽然作者中不乏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禅僧，但总体上可说是有禅无诗，其文学成就不可高估。近来学者多关注文人禅诗，是由于治之者绝大多数为文学方面的学者，故对诗的文学成就最为关注，依此标准，那些禅僧的说禅之作自然难入法眼，当然也有由于不识宗趣、对禅宗诗歌不敢涉及的原因。对此作者是深知其味的，故“着眼点不在于语言文字的华美，艺术技巧的娴熟，而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佛教智慧、哲学意蕴、禅悟内涵、美感质性”。
禅宗诗歌言浅意深、玄密莫测，专务此道者亦每每畏之如虎，或“绕路说禅”，回避问题，或大而化之，笼统地解释一番，往往不着边际。吴博士颇见其迂，不畏不避，直犯其锋，或证以古德之教，或引述今人之说，但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悟性透入，入穴擒虎，下海取珠，不怕丧身失命，不惜眉毛脱落，最终死中得活，道破禅机，虽然有些说法有待推敲，然这种勇气与精神是十分可嘉的，真正体现了“不偷工取巧，不人云亦云，不哗众取宠”的原则。
禅学三书在体例上亦有特色。三书各有侧重，一言佛旨，一表禅理，一道诗情，然而佛旨、禅理、诗情相互渗透，本来一体，且都是以禅宗诗歌为主要载体，因而体现了一而三、三而一的圆融互摄的特征。三书亦是入禅三门，喜文本者，可自《渊源》悟入；重哲理者，可由《象征》入室；好诗艺者，可从《境界》得旨。三书近百万言，实则一以贯之，知此一贯之道，三书实无一字。故知三书是假，一向是实，了知一实，何假三书？
三书造端宏大，由诗入禅，由禅入理，体现了诗、禅、理的统一，显示了作者的佛学、哲学和文学功底，然而作者本人以此为终身奋斗的目标，并不以三书为意，因而三书是起点，而非终点。三书在体例上自有创新，从不同视角层层透析，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有些公案诗偈一再提起，未免有重复之感，《禅宗诗歌境界》之第十一章实为蛇足，虽然作者自道因缘，不忍割舍，然而既言本编以禅宗诗歌为研究对象，李商隐算不上宗门中人，单言其人等于又加上了文人禅诗，实是自乱体例，依此《禅宗思想渊源》第八章之第五部分亦无必要，因为所述唐人诗歌作者大多与禅宗无涉。由于三书以禅宗诗歌为本，因而只能偏重《永嘉证道歌》以下的后期禅宗，而且或许由于作者的文学修养，在禅诗选择中有意无意地偏向较富文学旨趣的作品，其实《坛经》中所保存的六祖惠能的白话诗也很值得研究。由于体例所限，北宗的思想也往往被忽略。其他如述曹洞宗禅诗正偏意象时“途中”与“屋里”的误倒、尚有个别文字错误等，虽是微瑕，不得不言。
总之，禅学三书视角新颖，立意不凡，覃思幽深，文采飞扬，正如著名佛教专家方立天先生所言，是“近年来禅宗研究著作中令人耳目一新、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一读。
原刊《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