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两汉之际）自印度传入中国后，至公元四世纪时（东晋南北朝）开始在社会上，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隋唐时代），佛教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在中华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达到了成熟的阶段。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天文、地理、医学、算术等各个文化领域，无不渗透着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佛教已与中华本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东晋南北朝以后，离开佛教文化，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的。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上的多少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和民俗风尚也还是与佛教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在我国境内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佛教信仰者。佛教文化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种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现象。
从世界范围来说，佛教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赘言。即使在欧美，佛教也已引起了各国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影响在不断地扩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一些著名佛教研究者从语言和文献学方面对佛教进行的研究，其方法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佛教研究有极大的影响。目前，在西方国家中，仅就美国言，就有不少禅寺散布于东西部各州，而加州柏克利大学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聚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从事工程浩大的佛藏英译工作。
因此，无论从研究我国历史、文化、现状的需要来说，还是从世界文化与学术交流的需要来说，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佛教典籍浩瀚，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一般研究者是难以置备的，即使一些公立国书馆，也不是都有力量购置的。这样，编选一部实用的，而又能较为系统地反映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脉络，反映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主要理论，以及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最大的重要汉译佛典等等的佛教资料选编就很有必要了。
1979年在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的积极支持下，我与石峻教授等合作，制订了选编一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的计划。当时我们确定的编选指导思想是：“为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研究或讲授中国哲学史，提供一部比较系统而简要的中国佛教思想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供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专业工作者参考。”全书分为四卷，即第一卷“汉魏两晋南北朝部分”，第二卷“隋唐五代部分”，第三卷“宋（辽金）元明清近代部分”，第四卷“佛教经论译本选”。十年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工作，已完成前三卷九册的编选校点工作，已出版发行的有一卷一册、二卷四册和三卷前二册。年内，第三卷的后两册也可望出版。第四卷的编选工作则正在加紧进行中。此卷分编三册，其中第一册已完成交出版社，第二、三册也将在年内完成交稿。选编全部出齐，共十二册，计约四百万字。
佛教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经过了一个从与中华本土传统文化矛盾冲突，到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等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也是文化移植中的一般过程。我们在选编时，充分注意到这个过程，选入了各个历史时期佛教与道家（道教）、儒家之间在理论上的争论，以及相互吸收这方面的有关文献。诸如汉末的《理惑论》，南北朝时期有关神灭神不灭之争的资料，宋代以来调合三教的著作，如宋契嵩的《辅教篇》，元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姚广孝的《道馀录》，清彭际清的《一乘决疑论》等，都选入在内，以供研究。
佛教并不仅仅是出家僧人的信仰，而且有着极其广泛的世俗信仰者做其基础的。特别是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信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字著作或艺术作品，宣传和发展佛教理论，其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绝不下于那些出家高僧。如南北朝时期，刘宋著名诗人谢灵运，他的一篇短短的文章《辨宗论》，把儒佛在成圣问题上的异同和当时名僧道生的“顿悟”说揭示了出来，在中国佛教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我们选编的资料中，有相当部分的篇幅选入了历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关佛教方面的文字。诸如刘勰、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赵孟頫、宋濂、袁宏道、李贽，乃至王夫之（作有《相宗络索》）、龚自珍、魏源等都有论佛的文字入选。
至于近代，佛学对思想界的影响也极为深刻。许多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推崇佛教，把佛教理论融入其政治理论和哲学体系中去。我认为，不了解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了解中国近代佛教对社会思想界的影响，是不可能真正弄清楚中国近代哲学的，更谈不上把握其理论特点了。因此，在本资料选编的近代部分，我们选入了梁启超、杨度、章太炎、欧阳渐、熊十力、李石岑、梁漱溟等人的许多论佛著述，供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学者们参考。有些著名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也是深受佛教影响的，这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由于没有专门论佛文章，碍于本选编的入选体例，只得付诸阙如。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成熟时期，其时我国许多卓越的思想家，都汇集于佛教的麾下。梁启超曾说过：“六朝三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在佛教内部也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为此，我们将隋唐部分作为重点来选编，占了整整一卷（第二卷）四册。又为了能比较集中地了解每个宗派的发展过程，这一卷的编辑体例也作了调整，即不按人物年代次序编排，而是按不同宗派集中选编。其中重点选入了隋唐四大宗派：天台、法相、华严、禅，同时也兼顾到三论、净土等宗。由于各宗派的著作都很多，要选择精当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中难免有选择不当或遗漏的。又，有些资料的版本出入甚大，在历史上的影响也不同，如何选择好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禅宗资料中最重要的一种，《坛经》版本的选择就很不容易。元明清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本子主要是元宗宝的改编本。本世纪二十年代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坛经》的古抄本，其内容与宗宝本有很大的不同。而自敦煌本发现后，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发掘、研究，又发现了许多不同的异本，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本。关于《坛经》演变历史的研究，已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1978年，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汇集当时已发现的各种《坛经》刊本和慧能的其它资料，加以综合整理研究，出版了《慧能研究》一书，同时，日本著名禅宗史研究者柳田圣山也汇集了中朝日各种版本的《坛经》编为《坛经诸本集成》按原版式影印出版。在这以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版本、抄本。但迄今为止，上述两书是研究《坛经》的最完善的著作。我们在选编本资料时，考虑到从敦煌本可看到《坛经》的原始面貌，从宗宝本可以看到元明清以降在佛教界、社会上起实际影响的《坛经》的面貌，这对了解禅宗内部发展的情况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就将这两种本子一起选入，便于读者比较研究。
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大批所谓的伪经伪论，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经一论，即：《四十二章经》、《楞严经》、《圆觉经》和《大乘起信论》。然而，正是这三经一论，恰恰又和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关系。不仅如此，这些所谓伪经伪论也是唐宋以来文人学士最为重视和阅读的佛典中的一部分。他们所了解的佛教理论，有许多是来自这些伪经伪论的。对此，我们认为，既要允许学术界进一步讨论，又不应忽视其在中国佛教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这一现象甚至有必要给予格外的重视。所以我们将这三经一论作为第四卷的附录全文选入，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中从事这样的整理出版佛教典籍的工作还是第一次，因此，当我们这部尚不很成熟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各卷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欢迎。第一、二卷很快即告售出，现已发行第二版。同时，此资料选编的出版也受到了日本佛教学者们的重视。台湾方面也很快地将一、二卷各册翻印收入《现代佛学大系》丛书中去了。
现在，这套《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的整理、出版工作即将全部完成，前后不觉已历时十年之久了。十年来，我国在佛教研究和佛教资料整理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料整理方面，除了我们这部选编外，中华书局还有“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丛书（几年来已出版多种），更有规模巨大的《中华大藏经》的刊印（已出版数十册）。这些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而当我回顾选编这一工作时，重新检查一下已出版的各卷，不时发现编造中的疏漏和校点中的错误，内心深感不安，借此机会谨向读者们致歉，并当在再版时尽力改正。同时，也有不少师友和读者，或来信，或撰文，不吝指正书中的错误，提出改进的建议，对此我也要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谢意。
原载于《书品》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