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说，是“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或者用李鸿章的说法，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往日的“中央之国”变成了“东亚病夫”，这一冲击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巨大的。
国难频仍、八方风雨之际，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转型”（汪丁丁）。而这变奏与转型所指向的，乃是经由“历史三峡”的惊涛骇浪，开出一个文明富强的现代社会来。毫无疑问，类似于赫伯特金迪斯所谓“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这意味着“知识与制度的双重转型”。
欲从甄克思（ E.Jenks）所论的宗法社会转到现代社会，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演进”是一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在中国已经被坚船利炮所终结——姑且不论封闭的中国是否有演化出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另一条道路，就是伴随着“西力东渐”而开始的主动的“西学东渐”，一些有志之士试图借鉴西学 （不管是为“体”还是为“用”），开出中国社会前进的路数。
要在社会变革与改造中“指点江山”，非有社会学（严复译作“群学”）不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学在西方也未臻成熟，其内涵比现在作为大学分科体系的“社会学”（sociology）要广泛得多，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从斯密到孔德、斯宾塞，西方思想家们力求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大一统”式的理论框架，这种“涵盖乾坤”的学问，自然受到旨在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们的青睐。稍涉近代史即可发现，鲁迅、胡适、闻一多、熊十力，乃至陈独秀、毛泽东、陈立夫等，这些人在社会背景和日后经历上表现迥异，但年轻时无不读过上述译著并受其影响。
这无疑能够引起多数关注“中国历史大势”，有一点“历史癖”和“考据癖”（胡适语）的人们的兴味：学问或知识系统的传播与变迁，如何通过观念形态的变化而带来社会转型？或者，用博弈论的语言，“意义的转化”如何导致从“主观认知”到“博弈结构”的变化，乃至“博弈均衡”的漂移（drift）？
纯粹理论的悬想解决不了经验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些疑问。而在研讨社会学在中国的知识－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的时候，文献梳理始终占据着即使不是核心，也应当极其重要的位置。“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中的这本《社会学在中国近代的历程（1895－1918）》（姚纯安著，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一版），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考察近代以降社会变迁的认知路径，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作者“三年磨一剑”的博士论文。在四百余页的篇幅里，作者在浩若烟海的近代文献中，梳理出了从甲午战争失败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学传播和研究的脉络，其研讨搜求、爬罗剔抉的努力，可谓厥功甚巨。
作者把这23年的历程分为三期，大致对应着西方社会学的“输入”、“初步运用”与“本土化”三个阶段。其间分别探讨了如下问题：
第一，社会学体系的输入和传播（严复等人对西方社会学名著的译述）；
第二，社会学对近代学人思想的影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对社会学的“创造性误读”）；
第三，社会学对晚清、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从反满革命到“打倒孔家店”）；
第四，社会学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包括改良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第五，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下启费孝通、吴文藻等的田野研究）。这些工作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看似在回顾遥远的过去，却为我们讨论中国社会大范围知识－制度变迁问题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其本身也可以看作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范例。
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启蒙？》当中，对作为“历史过程”的“启蒙”论述道：“我们绝不应忘记，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连串事件，……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技术的变迁……”。殷海光先生晚年曾慨叹，几十年来，我们总在严复已经辨明的方向上打转，有时甚至不如严复。这也许就是“思想史缺失”导致的严重问题。
回顾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应当和康德所倡的“运用理性”一样，成为新启蒙学人的必修功课，惟有将历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通透，才能融合和扩展思想的界域，在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中影响历史的进程。在这层意义上阅读本书，我们自会在精致详密的考据和历史事实的陈说中，得到更多的深层次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