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亚博物馆可能被迫关闭的消息，让瑞典与中国曾经密切合作考古的渊源再度被提起，不少中国人感慨，即使在中国主导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当年仍没能全部留下；如今，中国已经强盛，人们期待，这些中国文物能以更合理的形式保存，让中国人守护自己珍贵的文化遗产。
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总馆长布里塔·索德奎斯特（Britta Söderqvist）近日宣布，由于房屋租金大幅上涨，决定在2027年关闭旗下四座博物馆中的两座：东亚博物馆和地中海博物馆。这个消息在瑞典社会招致强烈反对，认为不能让租金毁了文化，也引起远在6000多公里外的中国舆论的关注，因为预计关闭的东亚博物馆，被称为是「中国文化最大海外宝库」，闭馆后，这些文物何去何从、是否回流中国以及保存的相关争议，备受关注。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在可能关闭的两座博物馆中，东亚博物馆是中国人尤为关心的一座。它的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其中80％到90％来自中国。更特别的是，博物馆中绝大部分的馆藏背后还有一段特殊的故事。这样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博物馆一旦关闭，大量中国文物的命运，也将陷入迷雾之中。而在当地挽救博物馆声浪中，瑞典官方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
高房租挤走博物馆？
东亚博物馆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船岛上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明黄色建筑，馆藏有新石器晚期的绚丽彩陶，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还有数十万本中国古代典籍。目前，东亚博物馆由于修缮原因暂时关闭，计划在2026年秋天重新开放，但如今，重开的承诺似乎无法兑现了。
这不是东亚博物馆第一次面临关停的命运。早在2016年9月，时任世界文化博物馆负责人安·福林就曾提议关闭东亚博物馆，将其与民族志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合并。当时，她给出的理由也是「没钱负担」，后来因为遭遇了强烈抗议，博物馆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现在，危险似乎真的来临了。这一次，一些政界人士也开始为东亚博物馆积极发声。斯德哥尔摩市反对党领袖扬·约翰松称，如果城区租金太高，两座博物馆可以考虑搬迁到郊区，但绝对不能选择一关了之。他强调，斯德哥尔摩是享誉北欧的文化之都，政府相关机构却要主动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机构搬迁、关停。这样的做法，对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一种打击。
尽管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已经保证，无论结果如何，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的馆藏都会被完好保存，但人们依然对这些文物的去向忧心不已。
大量陶器来自仰韶
东亚博物馆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文物？这源自100多年前的一天，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第一次来到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面对着厚厚的黄土层，他很快发现土壤中布满了陶器碎片，几分钟后就找到了一片绘制着黑色花纹的暗红色碎陶片。这一切让他觉得简直「不可想像」，也确定这片土地上将有重大发现。
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东亚博物馆的奠基人和首任馆长，如今东亚博物馆里的内核馆藏，很多都是他千里迢迢从中国寄回的。
1914年，学习地质出身的安特生应北洋政府之邀，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任务是替中国人「找矿」。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兴趣从古生物转向了古代人类文明，考古活动中的丰富证据让他确信，他能在这个领域有重大发现。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大量陶器。此后，安特生前往考察，确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共同对仰韶村遗址展开发掘，他们在17个发掘点，约30万平方米的空间中，发现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这个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国学者传授了科学、严谨的工作手法，为中国的考古学建设打下了基础。接着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导了甘肃等地的考古调查，「马家窑文化」、「齐家坪遗址」等遗址相继被发现。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国的合作告一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处理也成了问题。虽然安特生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授权，但这些文物并不能归属他个人所有。此外，他的活动还得到了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考古学专业出身、对中国文物极度狂热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占有这批在中国发现的文物。
约定一半藏品寄还中国
最终，古斯塔夫六世和「中国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建议安特生将各个遗址中挖掘出的人类遗骸全部留给中国，而他在中国获得的陶器、动物骨骼等可以先运抵瑞典进行描述、研究后，瑞典方面会将安特生藏品中的「最多一半」寄还给中国。瑞典还保证，将创建一个关于中国文物和艺术的博物馆，将分得的中国文物传承下去。
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个计划有损中国人的利益，也并不公平。但在当时，中国刚刚创建起自己的考古学科，没有能力独立发掘和研究文化遗产，没有相关的文物保护法，更没有对文物的话语权。最后，「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签署了协议，同意在未来将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负责操办返还文物问题的安特生并没有食言。回到瑞典，他就投入了文物的整理与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29年，安特生担任馆长的「远东古物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中的第一批珍贵藏品，就是安特生带回的约3万件未修复的陶器、陶器碎片，这就是现今东亚博物馆的前身。
从1927年到1936年，安特生先后7次将1300多件文物返还给中国，返还的文物典藏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下属的「地质调查所陈列馆」。可惜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陷于战火，安特生返还的绝大多数文物已不知所终。
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安特生当年返还给中国的文物还是现出了踪迹。2005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藏品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三个重量明显轻于矿石标本的箱子，以及里面一些古陶器碎片，经核对证实，这些文物应该是当年安特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联合发掘、留在中国的成果。而箱中「混进」的一件写有特殊编号的陶器碎片，就在安特生返还给中国的文物清单上。
为何这些陶器、碎片会出现在北京？事实上，如今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就是创立于1916年的「地质矿产陈列馆」，也是安特生返还文物的接收机构。抗战期间，「地质矿产陈列馆」馆藏在北京等地分别保存，战后又在北京重新合并，是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藏品库中的原因。近年还有300多件安特生返还的石器、陶器文物一直存在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曹希平判断，其中28件陶器应是安特生返还文物中的一部分。
而安特生的经历也能证实，他曾在1936年11月来到中国亲自送还文物，参加活动，还在南京「中国地质调查所」见到了自己早年采集的仰韶文物。
中国文物异域度过百年
瑞典与中国签订的文物协议，客观上让中国考古学界开始有了明确的权利意识。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南部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当时，李济的考古工作受到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资助，但他坚持与对方签订协议，约定发掘工作必须由中国学者主持，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必须全部留在中国。
此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在考古行动中采取各种方式，避免文物外流。1927年，北京大学联合多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规定外国人来华考察应该以团体的方式进行，并与来「考察」的瑞典人斯文·赫定签订协议，让他保证将考察得来的文物留在中国。
到了1930年，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古物保存法」诞生，明确规定「地下埋藏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但在乱世之下，大量中国文物依然在战乱中消失无踪，或由于各种原因流落在海外的艺术馆、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放眼世界，以协议的形式大规模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几乎只有瑞典东亚博物馆这一家。
如今，东亚博物馆与它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一起，度过了近百年的时光。1939年，安特生退休，他和东亚博物馆的继任馆长、汉学家高本汉一起继续投入对中国的研究，也在瑞典培养了一些中国文化的传承人。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中，就有马悦然、林西莉等一批对中国极为了解的汉学家。
曾与中国签署文物协议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在1950年加冕成为瑞典国王，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文物，1959年把收藏的2000多件中国文物赠予了瑞典东亚博物馆。1963年，东亚博物馆搬迁至船岛的地址，与古斯塔夫六世所在的王宫相距不远。很多人认为，这个安排，是因为国王希望随时都能看到他热爱的中国文物。
后来，安特生、高本汉和古斯塔夫六世相继离世。瑞典东亚博物馆也经历了几位「中国通」的管理，他们始终关心着这批文物的命运。2002年，东亚博物馆曾联系过中国方面，公开寻找安特生返还文物的下落。2004年，时任东亚博物馆馆长、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马思中，还将博物馆收藏的一匹非法流入瑞典的陶马返还给了中国。
这些专业学者对博物馆的管理，如今都变成了历史。近年来，东亚博物馆的管理者不太了解中国文化，有能力守护博物馆的人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博物馆的命运会陷入今日的僵局，也算是意料之中。
报导指出，正如2016年那场拯救东亚博物馆的行动中，马悦然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今，瑞典方面把来自不同文明的博物馆「混搭」在一起管理的行为，听起来似乎符合「多元主义」的精神，但本质上只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刻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