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死弱猪、用钢棒打死…集约化养殖场屏蔽的残酷真相

很少人知道，在集约化养殖场里，动物是以何种方式被对待，一线从业人员又是如何承担残酷的这一面；那些被屏蔽的与被伤害的，让更多人开始正视动物福利与从业者的道德损伤。

福建一家养猪场猪二代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猪场轮值的真实经历与观察，在网上引发热议。在集约化养殖场里，猪是用来赚钱的动物，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而为省成本，往往使用死亡过程极其痛苦的氯化钾，甚至直接摔死小猪、用钢棒打死等非人道方式。尽管有些养殖企业开始在体系内部寻找改善空间，但对于创建动物产业更人道的规则，仍待产官学凝聚共识。

据新京报报导，27岁的冯翊是福建「猪二代」，2022年底继承家业，开始在猪场轮岗。过去三年里，冯翊反复在做一个梦，与一头母猪有关，牠双眼皮，眼睛又大又圆，水汪汪的，在梦里流着泪问冯翊，为什么不救牠、为什么要这样对牠？

这是他2023年初曾照顾过的一头产后瘫痪的母猪。在讲究极致资源利用的养殖场运行体系里，得了重疾、难以医治且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猪都会被处死。但母猪才刚分娩，还有九头小猪需哺乳，冯翊把牠留下来照顾了三周，等到小猪断奶，厂里老职工用注射氯化钾方式结束了牠的生命。比起安乐死药物，氯化钾成本更低，但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

冯翊蹲在地上与牠对视，「希望牠投胎去个好人家」。他时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牠，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处死牠的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

把动物当没有生命的商品

冯翊面对的只是整个动物产业的冰山一角。在集约化养殖场里，会处死大量因生病或残弱而被淘汰的动物，且通常是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将动物撞向栏杆、用铁棒打以及用钢头鞋踹。

现在，冯翊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完成这个动作：把小猪举起来，重重往地上一砸。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强的小猪会在地上挣扎，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冯翊会把小猪扔到猪圈的角落，用脚上穿的钢头鞋结束牠。

冯翊所在的养猪场里，通常一头母猪能产下18头小猪，但母猪只有14个乳头，这意味着有四头小猪无法争抢到奶水。最开始，养猪场会对弱猪进行人工干预，冯翊会把小猪放在怀里喂奶，他喂过的小猪会像小狗一样跑过来舔他的手，但这种情感联结，在效益面前没有任何作用，体重与生长速度才是唯一决定生死的因素。

第一次摔猪是2022年，冯翊刚进养猪场第二天，一头小猪得了关节炎，治疗两周未好转。彼时，冯翊只是觉得人生很失败，两年前他还坐在写字楼里，现在却在杀猪。冯翊基本上每星期就要处死30头小猪，在摔猪训练中，他逐渐学会了用「这些动物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商品」这套观念说服自己，让他撑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自我说服。

员工失去耐心 毒打发泄

2025年7月，动物医学专业的李叶被分配到贵州一家养殖场实习，这里同样践行着「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的规则，处死弱猪的方式是抱住牠，狠狠往栏杆上砸死。但李叶发现，一些母猪因吃了发霉饲料，胃胀气而死；在生产中死亡的则多与瘫痪有关，瘫痪来自饲料长期缺钙导致的营养不良，和牠们有限的生存空间。

自七个月大、性成熟后，母猪便被关进只有60公分左右宽、无法转身的限位栏，长期只能趴着或躺着，后肢慢慢变成「八字形」，导致瘫痪。而一旦在瘫痪状态下生产，母猪「几乎就废掉了」。李叶见过因此奄奄一息的母猪，她的主管曾申请购买安乐死药物，好让牠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说「饿死就好」。

在养殖场，平均一个人照顾几千头猪，工作量极大。而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将动物作为情绪发泄的工具。李叶曾见到一头健康但有些倔强不肯动弹的猪，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铁锹轮番击打，但这头猪硬生生活了下来，不过得了肺部疾病，李叶晚上还能听到牠发出的沉重呼吸声。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集约化养殖场里。4月底，冯翊与朋友来到广东清远的一家养鸡场里进行动物福利考察，一只骨折的鸡在地上无法动弹，治疗费用会超出卖出鸡赚得的利润，无人处理的结局是在没吃没喝中死去。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鸡处死」，冯翊把这只鸡拎了起来，当场用力扭断了鸡的脖子，「这个时候人心愈软，牠愈痛苦」。「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从业者每天在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天要经历十几二十遍……，但这个负担等于是加到我的身上，也加到一些从业者的身上」，他说。

资源有限 全程严格管控

处死小猪，不仅因为养殖场中有限的资源，还与整个集约化养殖场的运转方式有关。本质上，这是一个有着严格节奏、进行批量化生产管理的动物蛋白与脂肪的生产工厂。

一头种猪的一生，大致要经历配种、分娩、育肥、屠宰几个流程。生活在限位栏里的母猪在配种部门被授精、怀孕，临近生产时被赶到空间稍大的产房分娩、哺乳。大约八周后，小猪断奶，母猪再次回到限位栏，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环。而合格的小猪们则会被送往育肥部门，养到几百斤后，坐上卡车去往屠宰场。

为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约化养殖场运行「全进全出」管理模式，即同一批量的小猪一起进、一起出，不同猪舍的猪不能混养。这意味着时间节点是刚性的，出生八周后，所有小猪不论死活都必须离开产房，因猪圈数量有限，要立刻冲洗，否则下一批母猪就没有干净猪舍分娩。体重不达标的小猪无法转入育肥部门，又不能留在产房，处死，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同样被纳入这套严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约化养殖场通常实行封闭式管理，两、三个月才能轮休一次，进出均需先隔离两天三夜。员工每天进出猪圈都需洗澡，平均下来一天要洗四次，一些养殖场甚至要求员工上传挤了洗发露的头发照片证明。

一线从业者陷道德困境

报导指出，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动物实验，当时人们将大量动物圈养在狭小空间内，统一投喂饲料，这种模式被美国养鸡业采用后，逐步推广到欧美。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下，中国的集约化养殖开始起步。平时，这套节奏严丝合缝，维持着养殖场的高效运转，但一旦疫病来袭，流转就会被迫中断。

2020年冬天，大专毕业的胡松经亲戚介绍，进入了河北一家大型连锁养殖场工作，却没想到碰上猪瘟，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刚来一个月，胡松所在单元爆发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为避免传染，怀孕母猪无法转入产房，只能在限位栏里生产，许多小猪顺着栏后的黑色小洞掉进了粪坑而死。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养殖场的残酷。

疫病迅速扩散，产房也检测出猪瘟阳性，胡松被调去帮忙，「噩梦开始了」。第一天，胡松被要求处死检测出猪瘟的大猪小猪。剩下健康的小猪，胡松精心照料了一个月，却又收到全部处死的通知，老板告诉他，「没有人会要这种猪，留下来也是浪费饲料」。胡松很抗拒，但身边人劝他，不杀就会死更多猪，他只能咬着牙照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刽子手。

猪圈里几乎快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死猪。他也被隔离，搭了张简易床睡在潮湿的猪圈里。坚持了半年，胡松再也无法忍受，最终选择离开。这几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尔在社交媒体刷到与养殖场有关的内容，那段痛苦的记忆又会重新浮现。

出乎冯翊预料，当他把自己的观点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却遭到两面夹击。肉类消费者指责他同情心泛滥，站在「道德制高点」；而动物权利者则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冯翊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维持使自己盈利的残酷剥削体系。但无论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观点是：对于动物产品，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创建共识。

就在冯翊以为自己能坦然接受这一切时，却在某天发现自己「病了」，总是想吃东西。猪场是封闭式管理，点不了外卖，冯翊就用清水煮面条加点盐调味，吃到恶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长期处在一种『撑』的状态」。两个月后，冯翊胖了十几斤，走出猪场，他连听到汽车鸣笛声都感到害怕，紧接着是长达三年与猪有关的梦魇。直到2025年8月浏览一篇文章，才明白自己确诊了PITS，即「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

养猪户患病率达47%

2021年一项英国研究显示，长期直接接触畜禽养殖的一线从业者，抑郁与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内疚、羞耻、恐惧、情绪低落等负面心理状态；其中养猪户抑郁风险最高，可能患病率达47%。不少相关研究还表明，此类心理压力还会引发失眠梦魇、酒精依赖等问题，并与从业者攻击性增强、犯罪行为上升存在显著关联。

而在心理学上，相关研究认为，养殖场员工面临的是一种道德困境。当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道德理想行为相矛盾时，这种冲突会让人进入道德失调的状态，若未得到解决或持续加剧，会进一步变成道德困扰，最后发展为持续性的道德创伤。

在养殖场的六个月里，李叶甚至开始有些厌恶自己。白天在养殖场看见别人摔死小猪，晚上回去浏览到恶性社会新闻，躺在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她莫名其妙地犯恶心。「我也犯了不少错，我袖手旁观，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是一种错」，李叶的脑袋里开始有两个小人在辩论，总是吵得她睡不着。

在学校，李叶上过一门叫动物福利法的课，老师告诉她，「我们可以让经济动物在死去前过得稍微幸福一些」。李叶抱着这样的期待来到养殖场，每天上班，她偶尔会蹲在第一眼就能看见的那头母猪旁边，给她看手机里宠物猪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过得多好」。原本躺着的母猪，会站起来舔舔她的手，擡头看着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翊、李叶、胡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