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说完，他哈哈大笑。
毛泽东直接承认，他就是独裁者，就是残暴。但是，无论他多么残暴，在他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人站出来反抗。
1966年文革爆发，19岁的少女王容芬，就是其中一个可贵的反抗者。
今天，我们就根据戴晴、洛恪的《女政治犯王容芬》等资料，跟大家聊聊她的传奇人生。
豁出性命 反毛退团
王容芬，1947年出生于北京市海淀区，童年在培元学校读小学；10岁时，以语文、算术两门课200分的成绩考入北京101中学；16岁时，成绩优异的她，被保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学习。
1966年，19岁的她，已经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优秀学生干部了。在这一年的8月18日，她作为学生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被无数人狂热崇拜的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当年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接见后，红卫兵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冲出校园，冲向北京的大街小巷，“破四旧”，大搞打、砸、抢、烧。这就是“疯狂的红八月”。
据《北京日报》报导，1966年8-9月间，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很多市民。
王容芬在“疯狂的红八月”里，看到、听到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她的良心备受煎熬。1966年9月24日，她忍无可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写好信后，王容芬跑到天安门附近的棋盘街邮局，把信寄出。她还给母亲、中共中央、她所在的学校寄了同样内容的信，算是诀别。
寄完信后，她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农药“敌敌畏”，然后朝东直门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走去。
快到苏联大使馆时，她从口袋里一瓶接一瓶地掏出“敌敌畏”，“咕嘟咕嘟”全部喝下去了；之后她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王容芬当时的想法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只有苏共敢跟中共叫板，她想让苏联外交官最先发现她的尸体，然后，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传出去。
多年后，谈到为什么给毛写信，王容芬告诉采访她的记者：
“（818之前）街上已经全乱了，我们家也被刨地三尺，说我们家藏着那个⋯⋯偷听敌台⋯⋯又是特务，又是什么的。在街上看到的，大卡车拉着一个女的给剃的那个‘鬼剃头’，那时叫‘阴阳头’，一半秃、一半长的那种，可怕极了。挂着大厚牌子，沉重极了，脖子上细铁丝勒进肉里边去了，那个人还是个大肚子（孕妇），我真看不下去了。”
王容芬说：“这么没人性的做法⋯⋯太多了，我们外语学院在魏公村，进校门的时候有一个湖南公墓，（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坟被砸了，骨头被拉到外语学院大操场的舞台上，摆在桌子上批斗，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好几个老师自杀了。”
“我们学校法语系的一个教授，因为他太太是法国人，红卫兵逼着他自杀。校医室有一个大夫姓黄，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毕业证书上有（校长）蒋介石的签名、盖章，把他也逼死了。”
王容芬在德语系学习，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录音，看过纳粹大屠杀的记录片。她把眼前的景象和纳粹的暴行对比，感觉她看到的现实更残酷、更野蛮、更不可思议。她想：“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了！”于是，她决定上书毛泽东，以死抗争。
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在全国上下，包括许多高官都陷入狂热的时候，用常识与良知，保持了难得的敏锐与清醒。
有人形容，她的举动是：“明知要毁灭，却拚命地扑向熊熊之火。”
被判无期 大难不死
虽然王容芬决心赴死，但老天爷却不收她。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
她回忆说：“醒来的时候，被一大堆警察围着，在公安医院里边。我在那儿待了一天两宿，就给抓起来了，送到功德林监狱了。”
在功德林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她被关到德胜门外的“少年犯罪分子管教所”，在那里挨批斗。之后，她被关到位于半步桥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969年，有传言称中苏要打仗了，当地搞战备疏散，她被疏散到山西临汾晋南的看守所关押。之后，她又被换押到晋东南的晋城看守所。
1976年1月8日，在被关押近10年后，王容芬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行是：用最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判后，她被押解到山西榆次的女子监狱，去劳动改造。
被判刑的前一年，是她在监禁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她回忆说：“到了山西，（监管人员）确实不打我，不骂我，戴的背铐叫‘小铐’，那种铁铐整个就夹在肉里头了，上一把大锁。那种铐戴上去以后不出三个钟头，全都‘招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压迫得心脏都不行，它把动脉整个给你卡住了。”
但是，她不想求饶，就这么咬牙硬挺着。后来来了个法医，看到她后，告诉监管人员“人要死了”，监管人员这才把她的背铐摘下来。
王容芬回忆说：“摘的时候是十冬腊月，摘不下来了，整个那皮跟铁、肉全都长在一块儿了。他们就硬给撕下来了。”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十年文革总算是结束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搞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王容芬的妈妈一直在外面为她喊冤。在妈妈不断的奔走呼喊下，她的案子被列入第一批平反的大案要案。
1979年3月11日，在被关押长达12年半、被判刑两年零两个月之后，王容芬被宣布“无罪释放”。
出狱后，王容芬当过德语代课老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重建社会学，面向社会招生，她写了一篇论文寄去，被看中，面谈后就被录取了。
她先是在社科院中国社会学会筹备组工作，后来成为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专家，介绍翻译了不少德文社会科学名著。
1989年6月，王容芬前往德国定居，至今依然笔耕不辍。
经历六四 不存幻想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的请愿活动。
王容芬回忆说：“当时，我人在北京，我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每一天都去。我参加了首都知识界声援学生的团，当时还让我们也去绝食，我也参加了。跟家里都交代了，跟我婆婆交代了，把孩子交给她了。婆婆还给我一个大棉袄穿着，说‘晚上别冻着了’。”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调20万大军进入北京，制造了天安门屠杀。美国政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中南海内部的一份文件，评估“六四”死伤的民众多达四万人，其中有1万零454人被屠杀。
王容芬说：“我曾对邓小平有一定的承认和感激，一来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二来认为经济改革是从他开始的。但是六四一杀人就彻底完了，这个过了底线了。”
“向平民、市民这样开枪，而且他们使用了连纳粹都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又称“开花弹”），这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王容芬还对中共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她说：“共产党的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它是一个暴力的反人类黑社会组织。”
“我已经过了相信邓小平的那个阶段，我不会再信了，共产党哪一派我也不信了，因为只要是共产党，就是有局限的，因为一旦触及共产党自己根本利益的时候，它就会动枪动炮。共产党它永远不会变的。”
给胡锦涛的公开信
2008年1月12日，旅居德国的王容芬发表致中共党魁胡锦涛的公开信。信中写道：
“文革是反人类大劫，其持续之久、危害之广、杀人之多、手段之劣，在人类历史上都属罕见。”“一旦41年前的人类悲剧重演，不要说改革开放受挫，5000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就彻底毁了！”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如果中共）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红卫兵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结语
回顾王容芬的非常经历，她真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奇女子。
有人总结她的命运有三个令人惊叹之处：一是在举国痴狂之际，竟能独具慧眼以不怕死的勇气戳穿“皇帝的新衣”；二是竟能坚强并幸运地活下来，目睹“文革”的破产。要知道，按照当时“标准”，王容芬如果被执行死刑，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三是王容芬受尽非人折磨之后，精神并没有崩溃，还能在理性严谨的学术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就，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余生。
——《百年真相》制作组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6/17/n147910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