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加大对公民境外收入的征税力度，从去年主要针对超级富豪，今年扩大到了中产群体。近期，大量资产不足100万美元的群体也被盯上。专家认为，中共此举表面上是财政压力所致，实则是对全球华人资产管控的进一步收网。
目前，中共税务部门正在审查中国公民的境外收入。
与去年针对资产100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征税不同的是，近期报税师接到大量资产不足100万美元客户的咨询电话。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中共扩大对海外收入增税，从富翁扩及中产阶级，首先当然就是中国的财政压力驱动的。中共中央与地方财政双重吃紧，需要透过新的税源补充。”
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今年1至4月，广义财政收入（包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1.3%，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2%。这使得预算缺口扩大54%，为同期历史最高。
孙国祥：“中国从征富到征中产，表面上是财政压力所致，实则是治理模式中控制倾向的延伸。是对外资与民企的打压转向个人的资本。我们知道习近平所讲的共同富裕政策，从最初针对科技巨头与房地产富豪，现在已经明显向下渗透至中产阶级与海外资本的拥有者。从而显示中共对社会财富的控制欲望正在扩张，并不只是临时的应急措施。”
根据中共税法，投资收益最高可被征收20%的税率。中共地方政府的文件显示，自3月底以来，各地税务机关运用税收大数据，加大对公民境外收入的征税力度。相关案例中，公民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从12万元至126万元人民币不等。
中共1980年出台《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居民在境内外所得要在中国缴税。2018年，中共又推出新税收措施对在中国没有住所的个人设有6年“豁免期”。去年起，中共开始对在海外有资产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征税。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这举措从战略来说，是北京对全球的华人资产管控的进一步收网。它不仅针对高净值人群，也开始对中产的外逃资金纳入实现监管。反映出一方面，北京政权对于老百姓流出海外的财产情况的全面升级。”
专家指出，中共税收体系并非建立在一个非常信任和透明的基础上，而是与政治的紧密挂钩。
黄大卫：“当中央财政出现资金短缺，而大量的资金已经向外逃。北京将这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威胁，扩大税收。实际上就像税收转换成一种控制工具。由申报制度海外收入认定与处罚机制，进而强化对于群众海外行踪与资产流向的掌握。”
多年来，中国富豪移民人数一直全球居首。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数据，2024年全球移民总数为2.81亿人，而中国移民人数达1070万。
为了跨境追税，过去6年间，中共已与100多个国家签定了防止逃税的“共同申报准则（CRS）”，自动交换税收居民的金融账户信息。
孙国祥：“中共在法治、隐私、权力保护制度不足的情况下，推行此类征税，更像是政治性的财务管控，而非单纯的财税政策。换言之，中共跟国际像是全球的这种报税体系，虽然它号称是自己呼应，但有本质上的差别。当然最后就是社会风险的增加，中产阶级是中国经济更稳定的缓冲层，此举若引发其对制度的不信任与恐慌，将可能进一步削弱消费投资意愿，加剧经济的疲软。”
专家认为，当中共境外收税的政策收紧之后，民间的黑市，地下的反制力量也会随之诞生。预期会有更多第三方信托，更加复杂的管道，更加多元化的逃税乱象。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5/06/08/a1039939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