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做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藉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一直持续至今。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着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付生命，同时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与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正当学界对熊十力哲学研究持续升温的时刻，由程志华教授所著《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一书汇聚近几十年来海内外熊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更加严密的整体意识，将纷乱复杂的熊氏哲学以条理化的范式精心梳理出来。一方面，作者通过对《熊十力全集》的细致研读，为论著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原典基础，另一方面，该书广泛收集包括港台新儒家在内的资料、著述，确保了著作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无疑，以上努力使该书成为近年来熊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全书约三十五万字，由绪论和正文共十部分组成，从熊十力哲学的学术资源、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量论、治化论、宗教论、“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哲学的定位等方面全景式的对熊氏的哲学体系作出层层考察，堪称对熊十力哲学研究的一副完整“思想地图”。对于本书的重要看点，我认为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关于熊十力构建哲学体系的初衷，该书作者认为，熊十力治学的特点在于不拘泥依经守派，而是对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资源都有所借取并有所斥破，从对佛教哲学、西方哲学的吸收和批判，经由王夫之哲学而归宗儒家，熊十力以贯通中西、连接古今的宏大气魄自立权衡、径行独往，创造性地建构起道德理想主义的哲学体系，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作者指出，熊氏体系哲学的建立并非偏好西方式的“哲学的把戏”（梁漱溟语），也非过往的哲学体系一样最终沦为封闭静态的知识谱系，相反，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源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危机的深切感知，作为回应，熊氏既不同于“科玄论战”中的西化派，又不同于保守派，而是重新探寻人类的、民族的精神家园，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以“体用不二”的儒家理念恢复价值领域对宇宙、人生的根本意义的终极信念。与此同时，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儒家单一的内圣学显然已不足以应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的现代化面前遭遇的种种危机，而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科学与民主——才是中国现代哲学家亟待解决的新的现实课题，于是，中国哲学的重建势必需要创建包括知识论、治化论、宗教论等在内的完整形态的哲学体系。
其次，关于熊十力构建哲学体系的方法论问题，该书以“创造的诠释学”和“内在诠释”理论为熊十力在哲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受到的批评做出了恰切的解释和辩护。作者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切入视角，认为对“原始文本”的理解不存在符合绝对客观的“真理”解释，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无限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本与阅读主体表现为“视域的融合”，视域融合的无限性使文本的意义不存在单一的、最终的、“最好的”解释，相反呈现为多元的、开放性的特质。受此启发，中国学者傅伟勋提出，哲学的使命不但要阐明文本“已说出的道理”，更应开拓出超越原作者范阈之外的理论意义，这种转变不是消极的“误解”，而是积极的“误读”， 毋宁说是通过诠释来“开创新理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家并非“纯粹学者型的思想史家”，而是“创造的解释家”。有了这样一种方法论的铺垫，该书作者认为，审视熊十力在建构“新唯识论”体系时与佛教界发生的著名公案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对此的结论只能是，熊十力借助他学到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只是建构自己儒家仁学的道德本体论的补充和推进，对于佛教义理的阐发早已脱离“我注六经”式的虔诚，而升华为“六经注我”式的哲学创造。学者郭齐勇先生对熊氏这段公案曾评价为“郢书燕说，隔靴搔痒，各说一套，格格不入”，但依本书作者的上述观点看来，熊十力离开唯识论，并非离经叛道，只能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他的目的旨在建立仁体良知流行不息、天地万物贯通一气的理想哲学体系。然而，要想对熊十力哲学作出新的诠释和研究并非易事。作者提出，要想“超越熊十力”首先要“研究熊十力”，而研究的方法不宜采取仅停留在时代背景、历史原因等宏大叙事的“外在诠释”，更应通过“清理场地”进入系统内部，对文本义理、思想问题本身的学理加以细致分疏，寻求概念间的联系、义理间的递进以及格局结构的迁延来完成对文本的“内在诠释”。我认为，以上论点不仅限于对熊十力哲学的研究，且对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而言具有开辟新路径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该书对熊氏哲学的考察也不乏许多有新意的论点。作者认为，学界关于熊十力的思想研究虽几成“显学”，但也存在一些盲点和不足，主要问题包括熊十力研究的“哲学高度”还不够、视野还不够宽、整体把握还有欠缺等。对于以上缺失，论著的主体部分在以往研究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有益阐发。例如，针对过去人们将熊十力哲学中宇宙论和本体论相互混淆的弊病，作者在书中分列为两个不同篇章加以论述，认为“本体”才是熊十力哲学的最高范畴，重建本体是熊十力思考的关键，并以此来统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和外王论。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不但能凸显熊氏体系的同构性，更能体现其思想义理之间的差异性。又如，学界对熊十力在量论（知识论）、外王论上的先天不足常加以诟病，但本书作者认为，知识论、治化论不但在熊十力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熊氏对此的研究精到细致，远不像人们认为的“熊谈纯粹哲学，并未涉及政治”（李泽厚语）云云。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对熊十力的哲学定位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熊十力将他的哲学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定位于‘照着’明末清初儒学讲，而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他的贡献在于“将现代新儒家与‘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契接起来，而不是另外单独开拓了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或者说现代新儒学属于‘第三期儒学’，但‘第三期儒学’之开端在明末清初，而不是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以上大胆深刻的论点显示着作者并不因为熊学几成“显学”就有意拔高，更不是对其的学术贡献或丢入故纸堆和博物馆式的一笔抹杀，而是内涵着作者作为一个严肃学者的中肯评价。
当然，长期以来，学术界感兴趣的主要是熊十力的新儒学思想，而对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六注不够，在这方面甚少发表相关论著。事实上，包括冯友兰、梁漱溟、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在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都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某种改变，究其各种原委，不再展开来说。就熊十力而言，虽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学术思想而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思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尽管如此，瑕不掩瑜，该书整体表现出的较高学术水准是毋庸置疑的。
程志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笔耕不辍、勤勉严谨，这也是继《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国近代儒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之后， 作者推出的又一重要成果，堪称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熊十力研究的硕果。本书内容定，新意迭出，保持了作者长于中西哲学比较、思辨深邃的学术风格，给人启发良多，值得学界重视。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