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他们在「哭墙」上一笔一画为亲人名字「描新」，也接替了为祖辈继续讲述历史的责任。
中国每年在12月13日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及家祭活动，悼念1937年12月13日惨死于日本军队刀下的死难者。但88年过去，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1987年的1756人减少到24人，抢救传承历史记忆刻不容缓。为维护历史真相，38名遇难者的后代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通过口述家族记忆、参与国际证言、出版书籍、担任讲解员等方式，接力讲述这段历史，幸存者凋零，但通过传承，真相不死。
★传承责任 一肩扛起
据新京报报导，自2022年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启动「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共分4批产生了38名传承人，美术教师胡静雅就是其中之一。今年5月3日，胡静雅的外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贵祥去世，享年95岁，一种更迫切的历史责任感真正落到了自己肩膀上，「现在轮到我们来讲述了」，她说。
胡静雅记得，自己幼年时常会好奇地摸一摸外公后脑勺的一块疤痕，那是日本兵殴打留下的痕迹，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七岁的刘贵祥目睹了父亲与弟弟死于日军之手，年幼的他被送去大校场做苦工。做工期间，一个日本兵挥舞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后脑勺。战争撕碎了整个家庭，刘贵祥几乎哭瞎了一只眼睛。胡静雅很早就注意到，外公对于战争有极大的心理创伤，生前看电影「南京！南京！」时会泪流满面。
他说，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惨烈残酷。晚年时，为避免回忆的痛苦，他很少参加纪念活动。外公去世后，胡静雅第一次参加家祭，才在那面「哭墙」上，找到了曾外祖父刘鸿宾的名字。外公曾说过，他的小脚母亲曾带着年幼的自己去尸体堆里找过父亲刘鸿宾的遗体。尸体几乎都腐烂了，无法辨认，味道也很大，他们只能挨个扒开牙口看，靠着刘鸿宾一口整齐的小米牙找到了父亲的遗体，在附近草草掩埋。
刘贵祥是今年去世的第五位幸存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渐年迈，为留住并传承当年那段历史，愈来愈多的后代已经走向前台。2022年，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的认证仪式上，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副会长王卫星说，他们将成为传承历史记忆的「主力军」。
2022年第一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主要是幸存者的后代，一共13人，来自十个幸存者家庭，既有父子搭档、母子搭档，也有夫妻搭档。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传承人之一的夏媛的儿子、12岁的李玉瀚，幼儿园起就被母亲带着参加家祭，上小学后主动去纪念馆做小小讲解员，「别看他年龄不大，但他知道心疼太婆夏淑琴，也理解历史传承的责任」，夏媛说。
★外籍友人 首次纳入
今年8月15日，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又有六人成为第四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张庆是在安全区救助难民、战后出席审判作证的许传音的曾外孙女；吴建琦是「京字第一号证据」相册的保存者吴旋的女儿；托马斯・拉贝是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的孙子；梅根・布莱迪是参与施救难民的南京鼓楼医院医师理乍得・布莱迪的曾孙女…这也是首次将外籍友人纳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至此，38名历史记忆传承人，围绕幸存者、救助者、证人、证据保护者等多重身分，构成了一张历史记忆传承的全景网络。
8月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的证书后，托马斯・拉贝再次走访参观了拉贝故居。就是在那里，祖父约翰・拉贝参与救助了20多万难民。他在这期间写下共10册超过2000页的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翔实的史料之一。
约翰・拉贝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前没有选择离开，「祖父和家人们在中国生活了30年，为西门子公司工作了25年，他的儿孙都在北京出生，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同事。在他看来，保护他们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他觉得必须留下来」，托马斯・拉贝说。
为保护南京的难民，约翰・拉贝与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创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设置了25个难民收容所，25万中国人在此避难。他还开放了自己的私人住宅和花园，与后面的德国学校以及几座较小的建筑形成一个建筑综合体，称为「西门子保护区」，收留了650位平民，并利用自己的外籍身分，不断向日军抗议。
然而1938年2月，迫于德国政府压力，约翰・拉贝被遣送回德国，此后在柏林做过南京大屠杀演讲，揭露日军暴行。二战后期，拉贝一家在柏林多次遭轰炸，住所被毁，一家生活困顿。1947年消息传到南京，曾受拉贝帮助的中国朋友筹集了超过2000美元(约1万4000元人民币)及各种物资，帮拉贝渡过了难关。
托马斯·拉贝如今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德医学合作交流。跨越国界合作的种子，也许从祖父在南京时就悄悄种下了。当年的拉贝、魏特琳等22位西方人士留守危城南京保护难民，同时也有1500多名中国同胞直接参与安全区的工作。而许传音就是其中一位。
★揭发暴行 家族秘密
家祭前一周，张庆参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第九届「感恩・南京安全区」国际和平徒步活动，起点在南京师范大学，这个前身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作为难民收容所庇护难民，避难者最多高达1万余人。张庆接到的任务是在魏特琳雕像处，为其献上生前最喜爱的菊花，并向参与徒步的人群讲述那段历史往事。
在参加活动前，张庆又重新阅读了「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书中提到的「许博士」正是她的曾外祖父许传音。然而，对于曾外祖父的战时往事，张庆家人以前并不清楚。张庆说，直到2003年，家人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寻找许传音的后人，张庆的母亲见到了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张连红，家人才得以了解许传音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经历。
许传音出生于安徽贵池的一个普通家庭，1915年获庚子赔款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攻读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8年来到南京，曾任铁道部营业司司长等职。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传闻甚嚣尘上，许传音留守南京，受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住房安排工作，还把峨眉路自建的洋房拿出来安置难民。许传音擅长英语，他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开办粥厂，救济难民，参与主持收埋4万3000余具尸体工作。
今年热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一个与吴建琦父亲吴旋有关的故事，但吴建琦说，她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知道父亲的「秘密」。吴建琦表示，某一天，父亲让其陪他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到了一本泛黄相册，封面手绘了一颗滴血的心脏，一把锐利的刺刀和一个怵目惊心的「耻」字。原来这是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捡到的一本记录日军杀人强奸暴行的相册，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抗战胜利那天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的铁证。
●受害者孙女接棒赴日 让更多人知道历史
12月5日，张庆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出了一枚许传音的印章，那是许传音为数不多留下来的遗物。曾外祖父留下了太多谜，生前他很少对子女说起战争经历，怕影响到子女。张庆退休后，开始阅读相关史料，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认识曾外祖父。张庆的外祖父在上世纪50年代曾手写过一分档案，里面提到了许传音的一些经历，张庆就结合历史数据一点点梳理许传音的关系图和经历，并写成文章，发给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
张庆一直在思考，作为一名历史记忆传承人还可以做些什么？应一家媒体之邀，张庆与夏淑琴的外孙女进行了一场对话，讲述了各自家族的故事，把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夏媛的外祖母夏淑琴是第一位到日本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闯入夏淑琴位于新路口5号的家中施暴，九口之家只剩下八岁的她和四岁的妹妹。夏淑琴一生都在为历史真相奔走。1994年，65岁的夏淑琴踏上日本国土，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痛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然而，夏淑琴此举却招来日本右翼作家称其「假人证」的污蔑，并被起诉。2006年，77岁的夏淑琴赴日应诉，并当庭反诉对方侵犯名誉权，最终获得胜诉。
近20年来，尽管她赢得了官司，却始终有一个心结，在今年的家祭活动上，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今年已经96岁，以后不一定常来了。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官方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给我的家人，给所有遇难同胞一个交代」。
如今，接力棒交到了夏媛手中。今年7月，夏媛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一同去往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讲述外婆一家被侵华日军杀害的经历，并受南京出版社委托，向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赠送了「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让这本书首次进入日本的公共文化机构，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让夏媛印象深刻的是，讲座结束后，有很多日本市民主动找到她，关心外婆夏淑琴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个日本大学生告诉我，他曾经在北京生活了15年，了解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但是听完这次我的演讲以后第一次知道了日军的行为如此恶劣，他说希望有更多的日本学生能了解这段历史」，夏媛说。
只要去讲述，就能收到回音。张庆也相信这一点，「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铭记这段历史，知道我们的先辈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要抗争，然后传承下去」，张庆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