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四类分子”这个词，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的。
那么四类分子具体是指哪四类人呢？
1950 年 8月 4 日，中共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据此划定了阶级成分，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列为革命的敌人和打击对象，1957年之后将他们合称为“四类分子”。直到1984年， 中共才给全国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
在毛时代，四类分子的命运可谓极其悲惨。
怎么悲惨？首先是被歧视与被改造。
从土改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有一个乡村，土改时制定10条管制地主的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1. 扫街铺路；2. 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 捞甽沟污泥；4. 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 除劳动割草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 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 走路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 不准提笔乱写；9. 不准亲戚来往；10. 不准拜佛点香烧纸。在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强迫将地富家的妇女给贫雇农配婚的情况。
让四类分子佩带某种侮辱性的标志，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并且由来已久。吉林省乾安县在土改扫荡期间，贫雇中农胸前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狗腿子挂狗皮条。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社员要进行评比，劳动表现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标志佩在胸前，表现一般的则佩“中游”标志。四类分子无论表现好坏，一律佩带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标志。
1965年规定，企业中没有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在农村中，有的地方规定，四类分子实做的工分要被扣去3％，上缴大队。1957年，闽东福安专区发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一夜之间被戴上“不纯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干部队伍。这批人被开除团籍、党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后的第六类分子，只准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不准从事其他职业。有人因卖字画谋生，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因不务正业、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有300余人。
一般情况下，四类分子要做公益性的无偿劳动，比如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指派强制监督扫街，进行劳动改造。1964年农业银行总行规定，信用社发放贷款，对四类分子，原则上不予贷款。北京市对困难救济户也执行阶级路线：对孤老户，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区、镇为6-9元；对五类分子家属，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区、镇每人为4-5元。
四类分子言谈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灾难降临。1976年1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别人的奚落，加之喝了点酒，就对取笑者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结果此人被吊打逼供，制造出一个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成员1359人，涉及两省5县，仅仅个把月时间，就枪杀、打死、摔死、逼死32人，预谋杀害未遂的18人。
据保守的估计，在7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类分子子女）超过知青总数的10%。有的农村社队，对“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记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可教子女”长期和普遍歧视。在乡知青的成分构成因此发生了显着变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后逐年上升。1979年对贵州省18个县的调查表明，上海插队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县由原来的27%上升到43% 。延吉县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约占31%。
文革后落实政策，对运动中自杀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杀”的结论。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6/18/n142725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