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中，主流媒体常常用下面这句豪言壮语宣传我国的成就，众媒体说：“敌人有的我们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我当时就偷偷地想，“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例如亩产十万斤的超级谎言，又例如“五年超英，十年赶美”的空话大话。但是也有一种东西敌人有我们却没有，那就是政治犯，我们的“敌人国家”或多或少都有政治犯，我们这里只有“反革命”刑事犯，没有政治犯，一个也没有，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为人类历史创造的众多“奇迹”之一。
比方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全国揪出了将近一百万个右派份子，在“敌人国家”看来，那些送去劳教的右派或送往农村“监督劳动”的右派，不算政治犯也得算“准”政治犯了吧，但是我们宣布说：“右派按其性质虽然属于敌我矛盾，但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是人民内部也就谈不上什么犯乃至什么政治犯了。
那年头我一不小心，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由“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劳教份子，一跃而成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刑事犯。这时我开始推敲为什么中国的反革命不被称为政治犯？在不断呕吐狼奶的过程中我逐步发现，极权统治的一大特点，便是对各类名词口号的定位运用、严肃到常人难以估量的程度。
例如，众所周知，政治只是一个中性词汇，要以“民主”或者“极权”这类定语来确认它的褒义和贬义，而政治犯这个毫无是非立场的名词，简直貌似好歹难辨的职业分类，把名词术语几乎奉为圣器的统治者当然不会采用。回头再看“党文化”给其反对者怎样下定义，革命是高喊入云的褒义词，反对革命的“反革命份子”不是坏蛋又是什么？它比那敌我不分的“政治犯”三个字，更适合中国国情便一目了然。在案情性质形形色色的劳改队里，反革命是最受歧视的族类，狱吏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政治立场，公开宣扬“反革命和我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启发“偷、抢、骗、奸”等其他犯案类型的劳改犯，对反革命犯进行检举揭发，其成绩显著者，甚至可得到立功减刑的奖励。
这样在劳改队便造就了一批最容易受伤的“反革命份子”，狱内人士称之为反改造份子，其中最不幸的则是那些从深山的茅棚里抓来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他们一般没有文化，不善言词缺乏自我辩护的能力，也不存在什么阶级仇恨，多数人都是在制度直接威胁了他们的生存底线时，才做出最原始的反抗。记忆中身边曾出现过以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人物：
1966年，我在这个农场的桂花大队劳改，那年的冬季农闲期间，全大队的犯人集中到桂花溪中队开田改土“农业学大寨”。这时我认识了另一个中队的一个绰号叫陈小娃的小伙子，他一脸稚气估计还不足二十岁，认识他是出于好奇，当时虽然是初冬季节多数犯人仍然打赤脚穿草鞋。出工收工犯人们成群结队行走在简易公路上，我发现走在近侧的这个陈小娃那双异样的脚板与常人不同，他的每根脚趾之间并没有靠拢，而留有几毫米的空隙，有人对我说，农村的孩子从小没穿过鞋，脚板就发育成这个样子。
想不到他年纪轻轻，竟然还是个反革命首犯，刑期为有期徒刑的顶峰，二十年。后来我一打听，原来在“自然灾害”的饥荒折腾以后，挣扎在饥寒线上的农村饱和着对中共统治的愤懑。他们同村的几个年轻娃娃想到了改朝换代，以便改变自己的穷困潦倒的命运，决定用抓阄的方式找出个人来当皇帝，结果，陈小娃运气最好，抓上了皇帝的同时也抓到了二十年刑期。那年开田改土结束后我便回到自己所属中队，不到两年，有消息传来，这位从未登基的短命“皇帝”，因患肺结核加上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而死，终年不足二十二岁。
其实，我所在的通木溪中队也有这种类似的“反革命份子”，这个人是专门喂牛的犯人，名叫樊世成，贫农出身，绰号团长。据说这个二十岁年轻人，在土地改革时曾担任儿童团长，刑期八年。反革命罪却只判几年短刑的可说是劳改队的“珍稀品种”，也足以证明他“反”得不怎么样。事实上他堂兄跟随首犯组织了一个简易的反革命集团（说它简易是因为该集团成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个高小毕业生，他甚至连纲领两个字的含义都闹不懂），案发后首犯枪毙，堂兄判无期徒刑，堂兄的一个重大罪行就是为集团发展了包括“团长”在内的两名成员。“团长”本人除了和首犯等集团成员一起，于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一根田坎上喝过一杯宣誓血酒以外，什么也没干，判决他的罪行是参加反革命集团“伺机而动”（这四个字他不懂，曾问过我，所以记忆犹新）。
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以后，也抓了些“新鲜血液”反革命到劳改队来，我所在的班组也分来两个，其中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的案情在我看来某些细节简直近乎是笑话，虽然是一个令人摇头叹息的笑话。这位新犯是富顺县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据他自己介绍说他出身在一个渔民世家，读了几天初中，后因父亲生病丧失了劳动力，十六岁他就继承父业开始打渔，反正学校已响应毛主席号召：“停课闹革命”了。四川境内小河小溪很多，这类渔民就在这类小河上以船为家。这个行道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年累月在船上生活与外界接触很少，为驱赶寂寞以慰藉他青春躁动，通过全家省吃俭用，买了一台能听见外部世界的袖珍收音机，某次他无意间收听到一个名叫“自由中国之声”的台湾电台，这个电台播讲的内容和我国播送的大好形势大不相同，久而久之他眼界大开越来越有兴趣。
终日生活在孤陋寡闻环境中的他，并不知道他这是在“犯罪”，当年因偷听“敌台”而判刑劳改的大有人在，只是刑期一般都是七八年，他却判了十二年，倒是别有一番原由。因为那个电台在播音结束时说了一个通信地址，欢迎广大听众去信联系，这位单纯的渔民果然写了一封信，并按当年中国人的通信方式，在书写内容之前，必须先写一段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他将这个口号灵活运用地作了修改，他写道：“祝伟大的蒋委员长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只是这六个惊叹号他一个没少打。”
这些劳改犯和我们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的政治犯大不相同，如中国的“七君子”、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还有闻名遐迩的曼德拉、哈维尔、达赖喇嘛，正是这一颗颗在黑暗的夜空闪闪发光们的星斗，才将我们这个地球妆点得分外美丽。谁敢说在这广袤无垠的天际中，没有这些为自由而献身者闪出的一丝光亮，才让夜色更令人久久凝视。
没有他们默默无闻的牺牲奉献，历史将用什么来向子孙后代证明，人类在二十世纪遭遇的该有多么邪恶。
2003/6/3四川成都寓中
2010年9月修订于成都
来源:格拉古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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