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学营或独立营,这个横跨教育、文旅、托管甚至康复领域的「跨界产物」,陷入了「谁都能管,谁都管不了」的尴尬境地。
对家有自闭症孩子的城市父母来说,大都迫切想藉带孩子亲近自然环境来改善从小缺乏自理能力等问题,在云南大理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资源里所举办的各种夏令营、研学营或独立营,因此成为首选,有家长为让孩子报上名,甘愿等上两年。但相关课程设计天马行空,安全保障却漏洞百出,监管也处于灰色地带,导致风险如影随形。北京一名自闭症男童近日在大理研学营活动中走失遇难,如同一道裂痕,撕开了这个「乌托邦」的美好想像。
新教育试验 野蛮生长
2025年8月9日,这名8岁男童在大理苍山参加「独立营」时走失,经过几日搜救,8月13日,救援人员在大理镇清碧溪北侧山涧发现他的尸体,官方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经确认,该男童参加的独立营有特殊性,由一家名为「明日之光」的机构组织举办,该组织主要针对自闭症儿童进行日常照料和训练,成立于2025年1月,去年年中即开始营运。然而,该公司注册经营范围为「家政服务」。
大理,这个被城市中产家庭视为「新教育试验田」的地方,近年研学呈现爆发式发展态势。暑假是大理研学高峰期,该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儿童户外活动安全及研学机构资质的广泛关注。有研学从业者透露,受此次事件影响,短短一周时间,已有10多位家长申请退费,明确表示不想让孩子参加大理的研学活动。
从2024年7月开始,林宁就带着孩子来到「书院」。林宁的孩子刚满6岁,成为「书院」第一批接收的孩子。第一批孩子一共有6个,年龄相仿,大多从两三岁起确诊自闭症。林宁说,「书院」是家长们的称呼,该机构名字是「明日之光」,最初的营运者是一名自闭症儿童的父亲,当时这位营运者告知家长,「书院」的前期投入由自己承担,后期营运费用由家长们共担。不过,「书院」刚刚营运一个月,资金链就出现断裂。
自然疗愈理念 吸引家长
他回忆,当时这位营运者欠了老师、做饭的阿姨共1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工资。后续的负责人「天叔」带来了社会捐赠筹集的资金,提出「明日之光个案定制」课程。「天叔」也是一名自闭症儿童的父亲,他称自己曾「迷茫又迷信」,靠家庭的努力让孩子好转,在其个人公众号里详细介绍了他对自闭症儿童的治疗理念和课程规画,强调「在自闭症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堡下凿出一个洞,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愈是小龄阶段,愈要坚决果断」。
此次遇难男童王一凯的父亲表示,在小红书上关注到「天叔」对自闭症儿童的治疗理念后,今年5月,他陪孩子来「明日之光」试听了课程,就决定让孩子的姥姥和姥爷陪孩子参加。「在大理的两个月,孩子适应情况还不错」,王一凯父亲说,这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北京治疗,此前曾带孩子尝试多家机构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孩子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想通过「天叔」的「自然疗愈」的理念让孩子进步。
然而,此次孩子走失就是在户外活动中。「天叔」在其个人公众号介绍称,主要课程体系其中的「自然户外」指的是在大理自然环境下的户外运动路线,老师以专业体育老师和退伍军人为主,并明确提到,为了保障安全,老师配比「1:1」。
王一凯的父亲说,最开始试课时,一般都是n+2(孩子的数量会比老师多出2个)的师资配比。孩子走失当天参加爬山活动的有7名儿童,年龄为6到8岁,同行老师仅4人,孩子出事当天并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也没有达到「天叔」在其个人公众号所称的老师「1:1」配比;且日常爬山路线约2100米,当天却改为2400米。
「孩子最后一次在队伍照片中出现是在当天上午9时50分左右,直到11时左右老师发现孩子不见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目前也不清楚,4名老师并不知晓孩子准确的走失时间和地点」,王一凯父亲说,孩子走失后,该机构在当天下午1时43分才报警以及通知家长。
每月学费高达1.3万元
林宁的孩子此前在该机构上课时,一般都是上午参加以爬出为主的户外活动,有时还会到海边活动。「一般师资配比都是4到5个老师,带6到8个孩子」,林宁说,「为了节省开支,上午户外活动没办法做到1比1的师资配比,只有下午在室内开展艺术、阅读等课程时才能做到」;该机构共约20名老师,每个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教师工资是该机构的主要开支。每个月孩子的费用约13000元,然而「机构每个月都要亏损几万元,营运压力很大」。
在「明日之光」的宣传海报中,引用的宣传语是「破壁大理、明日之光」,海报的背景是一片绿野青山。实际上,大部分家长不远千里,来到大理,就是想让孩子生活在更好的自然环境中。
大理的研学热,并非这一两年发展起来的,源头在于十年前甚至更早,当时的早期教育机构并不是做研学,大多规模很小,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它们更像一个社群,而非商业公司,教育理念远重于商业盈利。2021年前后,研学的形式愈来愈热门,新冠疫情阻断了许多家庭的出境计划,家长的目光转向国内,而大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早已营造出的创新教育氛围,承接住了这波巨大的需求,大理的研学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
首先是从业者数量激增,连民宿老板都能拉个团队做研学;其次是产品形态愈来愈丰富,从传统的幼稚园和小学教育,迅速演变为五花八门的「研学营」、「夏令营」。在这股热潮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特殊儿童家庭,也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大理。对许多自闭症、多动症孩子的家长而言,大城市缺少自然环境,大理似乎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有家长为了去大理参加一些森林双语幼稚园的活动,要排队两年抢名额。
王一凯所在的机构,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家长们的信任。「天叔」一直试图以自身经历来影响家长。他的孩子已经10多岁,小时候被确认为自闭症儿童,经过他的培养,已经正常读到六年级,并成为一名学霸。
林宁说,这对所有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来说,十分具有说服力。因为大部分自闭症儿童自小缺乏自理能力,在六七岁时连吃饭穿衣、日常活动都有不小的困难,家长们都迫切想要改善孩子的情况,「在爬山的过程中,孩子可能遇到树枝挡路等情况,通过解决这些『难题』来动手动脑」。且苍山这条路线对于机构来说非常熟悉,没听说出现过什么问题。
「为了缓解入不敷出的情况,这家机构此前已经在筹备新的项目了,是研学方向的」,林宁透露,「明日之光」负责人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机构营运困境,「没想到出了这个事」。
研学产业如何界定? 官方监管陷困境
在当地创办一间研学机构的蒋瑞说,探险和冒险是不一样的。「我们传达给孩子和家长的理念是,我们不是冒险,冒险是没有任何准备和基础的行为,这是不被允许的。但我们做好所有准备是可以进行探险的,去年为给老师申请探险培训证书,就花了10多万元对老师进行培训。」
「冒险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云南研学实践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武志斌长期关注研学行业,他表达了对行业的担忧。「这个行业涉及未成年人,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安全是重中之重,然而现在风险显而易见」。他强调,大理研学的独特性,有可能会放大这种风险。「很多新大理人来到大理后,有可能造就更复杂的业态」。
此次事件还暴露出研学市场的种种监管问题。多位行业人士表示,近日,大理官方部门加大管理力度,排除安全隐患和风险,并告知机构减少户外活动。
出事机构是家政公司?
在研学行业,这次事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一位接近大理官方的人士表示,一语道出了监管的内核难题:「研学这个事情,要界定它到底是校外培训机构,还是旅行社的旅游业务,抑或是家政服务和托管服务?」。监管的模糊,直接导致了行业的准入门槛极低。媒体调查发现,许多研学机构并未取得旅行社资质,而是通过挂靠的方式营运,更有甚者,例如此次涉事的机构,其工商注册主体竟是「家政公司」。
蒋瑞表示,低门槛意味着从业人员的资质良莠不齐,许多带队老师缺乏专业的户外探险、紧急救护等关键技能。此外,在国际规定中,如果要带特殊儿童进行户外活动,老师与学生的配比至少应为1:1,且必须有严格的流程和预案,很显然很多机构远未达到这个标准。这样一来,市场就会变形:课程设计天马行空,安全保障却漏洞百出,最终导致风险如影随形。在大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近年来,国家层面已注意到研学行业的乱象,并开始推动从「并轨」管理向「双轨」管理的转变。今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三项研学旅游行业标准,武志斌指出,这意味着教育部门和文旅部门将「各归其位」,前者负责校内实践教育的公益属性,后者则主导研学旅游的市场化发展。
然而,对于大理这样存量巨大、形态多样的市场,新规如何落地,新兴事物如何界定,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推荐性的行业标准,距离成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家长选择 宜回归理性
在几位受访者看来,此次事件或许能够倒逼所有相关方停下脚步,重新审视行业的初心与底线。当专业精神成为从业者的共识,当家长的选择回归理性与审慎,「教育的理想」可能才会行稳致远。
一位儿童研学机构创始人高莉建议,家长想让孩子参与独立营,一定要充分审查学校和老师的资质,仔细了解每天的活动表,最好要进行实地考察。「特殊儿童需要专业人士看管照顾,特别小的孩子不建议交由资质不明的机构照顾,家长必须亲自参与。一旦遇到不专业的团队和不负责的机构,就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文中林宁、蒋瑞、高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