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高”最新发布的关于贪污贿赂案的司法解释，引发法律界与舆论广泛关注。其中，将尚未实际交付的行贿约定也纳入追缴范围，以及官民之间高达百倍差距的入罪门槛，最具争议。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共这是再度通过司法手段对民间资本进行“合法抢劫”，来缓解财政压力。
中共最高法与最高检4月10日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二）》，将于5月1日起施行。
大陆刑辩律师蔡雅琦在自媒体中表示，其中个别条款“意味深长”，“信息量非常大，甚至很可怕”。
例如，根据《解释（二）》第23条规定：“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
蔡雅琦感叹，这“操作空间太大了”。
大陆刑辩律师蔡雅琦（视频）：“那有没有这种情况？纪检委把一个企业主留置了，说你是不是想给公职人员送100万？你说。你要不说怎么怎么样。企业主说是，我是想给他送。好，你想送没送出去是吧？向你追缴100万。这个太可怕了啊！”
在同一条款中，还涉及“已经退还”的情形。蔡雅琦认为，这一表述同样存在现实认定难题。
蔡雅琦（视频）：“‘退还’怎么查明呢？那现金退还靠口供，没有退还也说你退还了，只要你‘退还’了，就应当向你追缴100万。这个条款太可怕了！这个操作起来，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评论人士认为，这次两高新规将尚未实际发生的行贿约定也纳入追缴，其实是中共在经济压力下已经“顾不上吃相”，把对民企的各类“打劫”进一步制度化、合法化。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中共这个立法很成问题，因为像民企，它属于私权范围的。公权力介入的话，它应该有一个明显的限制。但是中共这个立法现在把这个限制突破了，所以很大程度上它是利用反腐败的社会情绪，来使它的立法走向了滥权。而这个背后的动机，跟中共目前的财政压力，搞远洋捕捞也好，到现在打击贿赂也好，从薄熙来所谓唱红打黑，那么一直到今天，中共都有一种潜在的路线，就是要所谓民企的原罪，通过打击它们，把它们的资产拿来缓解财政压力。死猪不怕开水烫，它现在就公开走到了这一步。”
此外，根据相关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及受贿、职务侵占等行为，入罪门槛原则上为3万元。而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差额巨大”标准由3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认为，官民入罪门槛悬殊，反映司法在中共现行体制下具有选择性与工具性。
王赫：“民企3万元入罪，政府官员是300万元入罪，相差一百倍。它给官方设计了300万这么高的门槛，它有两重用意。一方面对官员是个保护，就会刺激更多人来当官发财，来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同时，因为300万有这么一个空间，所有的官员如果跟上面你有二心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腐败来敲打你。你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带罪的状态，所以这个司法就成为内部权斗的工具。”
此外，王赫指出，新规在反腐重点上也出现了变化，将反腐焦点从公权力转向了民企。
王赫：“它在司法解释里，说国企和民企搞了个同等对待，其实这个话是一个很大的谎言。中国贿赂罪最大的主要特征就是说对公权力的腐蚀，对公权力的滥用。但是中共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司法解释，让老百姓、社会的情绪转移到民企的腐败问题上去了。所以它现在就把目前打击民企作为一个重点，当成它掩盖腐败的遮羞布，跟过去的50年代，毛泽东搞的三反五反里面的打击民营企业的套路是类似的。”
评论人士秦勉刊文指出，中共过去针对民企经营者的“远洋捕捞”还能引发本地保护和司法争议，现在可好，只要你动一念想行贿，就直接把钱划走。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6/04/21/a1040889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