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场面平和而有序。这场中国史上罕见的理性群体行动，27年后依然引发关注。系列报导《年轻人经历的4·25》第六集，我们请当年的亲历者刘祥芬，来讲述她所经历的整个事件。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时，35岁的刘祥芬，刚从海南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辞去副总裁的职务，来到北京生活。
在修炼前，刘祥芬在外人眼中，家境优渥、事业有成。但实际上，她长期被肺结核、胆囊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困扰，服药无效，身心都处于低谷。
在疾病与生活的压力下，性格开朗的她，逐渐变得封闭。一次偶然机会，她透过一位从美国留学归国的钢琴老师，接触到了法轮功。开始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可说是立竿见影。
原中外合资企业副总裁刘祥芬：“一个星期以后，我身体就一身轻了，就再也没有病了，然后心情也非常的愉快，那个皮肤也是白里透红。特别是我家里就特别的受益，因为原来的时候我就是说心情不好，就会经常跟我丈夫去吵架，我丈夫非常的温和。可是我一炼功以后，就再也不跟他去吵架了，因为法轮功教我们要做事情先考虑别人。”
正因为亲身受益，当1999年4月25日清晨，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的消息传来时，刘祥芬和其他学员一样，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去北京说明情况。
刘祥芬：“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为什么抓人呢？肯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如果你打压法轮功的话，抓我们的话，有多少家庭会遭到破坏？我们不炼功了，我们的身体也不好了，也不能很好的为社会服务了，这对社会就是一个伤害。那么我觉得我们去，对社会是有益的。所以我们才去。”
事实上，在“四·二五”之前，针对法轮功的负面舆论已持续发酵。当年4月11日，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引发学员前往沟通，随后出现抓捕事件。
刘祥芬：“它是策划的，它是有预谋的。四·二五，在炼功点的时候，有警察来了，警察说呢，昨天天津抓了法轮功学员，你们怎么办啊？他就提醒我们，你们要不要去中南海啊？我们说是啊，那是要去反映了。所以当时去，实际上是警察鼓动我们去的。”
4月25日上午，刘祥芬与其他学员乘坐大巴一同前往北京府右街。现场没人指挥，却秩序井然，甚至让出一半人行道供行人通行。
刘祥芬：“我记得我左边站的是河北的，右边站的是东北的，就是大家站在那里互相都不认识。也没有人维持秩序。我是在听录音，就是在听那个九讲的录音。其他人有的看书的，也有在旁边打坐的。经常会有一些同修，就是大法弟子，就拉着垃圾袋，就来问有没有垃圾？有垃圾我们拿走啊！”
随着时间推移，现场警力逐渐增加，这让她开始产生不安。
但当天下午，现场传来消息，政府同意释放天津被抓学员，并承诺不再干扰法轮功的正常活动。人群随即有序散去。
然而，这场看似圆满落幕的和平上访事件，很快出现反转。
刘祥芬说，从第二天起，警察便频繁上门，以“查户口”为由长时间滞留家中，几乎每天如此。而她日常炼功时，身边也开始出现警察监视。
刘祥芬：“我丈夫的爸爸就非常的害怕，就给我写信，说我不要再炼了。说这个法轮功讲真善忍，这是关系到意识形态上的事情，共产党不会容忍的。我说意识形态，这真善忍的意识形态不好吗？我就给他回了信。他们就非常紧张，说你将来要这样子的话，这个家都毁了。”
从那以后，打压逐步升级。刘祥芬和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人生彻底改变。
刘祥芬：“我原来以为共产党，因为它是说为人民服务的，不会对祛病健身会有反感，会迫害我们。实际上当法轮功的第一个人被打死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以后，这么多事情发生了，就是活摘器官，我自己也经历了迫害，我四次被抓进去，被抓到劳教所、看守所，我的头被打破，并且反反复复的被骚扰，我就对共产党有了一点点认识了，它是不允许人做好人的。”
走过这27年，刘祥芬直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非因“四·二五”而起，而是早已注定。
刘祥芬：“因为共产党它的本质是假恶斗，那么假恶斗它跟真善忍完全是相对立的。你不管有没有四·二五，有没有任何事情，它都一定会把你打压下去。你一旦有了真善忍，因为人的心底里面，它还是善良的，你现在会分辨了，他就不会跟着共产党去走了。所以江泽民才说，法轮功是跟共产党在抢夺群众。”
回望27年前的那一天，刘祥芬依然记得那条街上的安静、人群中的陌生与善意，也记得自己当时并不复杂的念头——为法轮功说句真话。
虽然这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她从未后悔。
刘祥芬：“修炼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是以真善忍为标准。这个事情我去，到底是对社会，对这个人类有益还是有害？就会衡量一下。我们只是反映情况，我们也不想要政治权利，因为我们本来对名利，对这些东西看得都很淡，只想你不干扰我们炼功就好了，但是后面事实刚好是相反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并且是一直的打压。最关键的是，它对法轮功的打压手段，延伸到了整个中国人。”
刘祥芬相信，一件对社会有益、让人变好的事情，理应被理解，而不是被打压。但中共给出的答案，却截然相反。
也正是在这种反差之中，她逐渐看清，这场迫害背后中共真正恐惧的，或许并不是人群本身，而是人们心中那份对“真、善、忍”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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