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从军队“支左”到“武装剿匪”
追溯文革中军队对平民镇压（屠杀）的根源，来自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一月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支左”命令。当时广西和全国一样，都已经分为两大派“造反”群众组织。但究竟谁是“左派”？毛从没有明说，军队根本搞不清楚。因而“支左”只能成为“支派”。
因为和地方政府的多年紧密关系，军队一般都厌恶和反感造反的群众组织，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地方的“保守势力”。一九六七年的广西军区就是死保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韦国清的“联指”的坚定支持者，为此和“四･二二”的造反派冲突不断。尽管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毛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支左”之说的错误，发布了最新指示说两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是军队和造反派的矛盾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其实是很难调解了。对此，毛非但不认识自己的战略错误，反而把责任推向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中的“坏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文革实质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这就给了军队以它熟悉的解放初期的暴力土改、镇反剿匪的政治模式来解决两派问题的机会。根据这些以往“对敌斗争”的思维原型，军队很容易把它不支持的一方群众组织当作“反革命”和“土匪”来武装镇压，从而制造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来。而毛泽东为了尽快在“全国实现一片红”，又对军队的这些做法取纵容和批准的态度，广西军区对“四･二二”一派的大屠杀，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从军队“支左”到“武装剿匪”
追溯文革中军队对平民镇压（屠杀）的根源，来自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一月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支左”命令。当时广西和全国一样，都已经分为两大派“造反”群众组织。但究竟谁是“左派”？毛从没有明说，军队根本搞不清楚。因而“支左”只能成为“支派”。
因为和地方政府的多年紧密关系，军队一般都厌恶和反感造反的群众组织，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地方的“保守势力”。一九六七年的广西军区就是死保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韦国清的“联指”的坚定支持者，为此和“四･二二”的造反派冲突不断。尽管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毛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支左”之说的错误，发布了最新指示说两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是军队和造反派的矛盾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其实是很难调解了。对此，毛非但不认识自己的战略错误，反而把责任推向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中的“坏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文革实质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这就给了军队以它熟悉的解放初期的暴力土改、镇反剿匪的政治模式来解决两派问题的机会。根据这些以往“对敌斗争”的思维原型，军队很容易把它不支持的一方群众组织当作“反革命”和“土匪”来武装镇压，从而制造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来。而毛泽东为了尽快在“全国实现一片红”，又对军队的这些做法取纵容和批准的态度，广西军区对“四･二二”一派的大屠杀，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