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共产党的长期宣传和学校教育灌输，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到底是真是假？
凡是为中共辩护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没有写出对日抗战国、共两方的伤亡统计，也许是担心一写出数字就再难造假。本文就先从统计数字切入。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1]
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7,926人、病亡422,479人，总计损失3,65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9,958人、负伤17,601,135人、失踪13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2]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部队百分之七十左右全部耗损，仅计入死亡人数，约有1,328,501人。[3]
根据近年发布的官方正式统计，自民国20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至34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国军对日奋战，历经大小战役4万余次，官兵伤亡321余万人，殉国将领268人，与早年统计数字大致吻合。[4]
至于中国共产党呢？根据中共自己的《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死亡160,603人、负伤290,467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损失共计约584,267人。
对比共军伤亡约58万人，国军伤亡约321万人，是它的5.5倍。如果只计算阵亡军人数目，国军约132万人，共军约16万人，国军阵亡人数是共军的8.25倍。
无雍置疑，对日抗战的主力是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中华民国国军，而号称“拯救了中国”的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甚少参战。
除此之外，中共还藉中日战争之机发展壮大。中共虽然在表面上同意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实际上却设法保存实力并壮大自己。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曾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证实毛泽东主张共军和日军夹击国军。此意图在1937年8月毛泽东陕北洛川会议讲话中表露无遗：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延。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战胜利后，打败筋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随着毛取得中共最高领导权，中共军队开始秉持毛的思想，“让日本人多占地”、“让日本人和国民党去拼个你死我活”，偶尔在日军薄弱的地方打游击战、地道战。
游而不击，尽量避免正面交火，保存实力，这成为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靠着在抗战期间全力发展，中共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控制人口达到一亿，军队达到120万，党员达到120万。凭借这股力量以及苏联的支持，中共最终打败了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坐拥天下。
这也难怪中共党魁毛泽东曾几次公开表示感谢日本的侵略。
1956年，毛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曾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1972年8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日本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却说不用道歉，“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共产党不只消极抗日，更夸张的是，在国军奋勇作战的同时，共产党居然在延安生产鸦片，毒害国人，并因而致富。
苏联的一名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于1940年代派驻延安，他记录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间的所见所闻，由其子出版《延安日记》，该书中记载：
“1942年8月2日。毛泽东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到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元老谢觉哉写的日记中也暗示延安生产鸦片的事实，日记中频繁出现一个神秘的字眼，叫“特货”，且谢将“特货”与“盐”并列，表明二者不是同一物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里同样多次提到这个神秘的“特货”，并且和食盐分列，“特货”的出口额竟占到总出口额的68%（第二名食盐连14%都不到），其平均价格是食盐的四千倍以上。
《新华网》写得更直白。其《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标注一个括号，写上“大烟”。《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
不但在延安，共产党控制的其它地区也在贩卖鸦片。中共冀鲁豫边区的一个县公开发布《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明文征收鸦片烟土税，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湖南省大庸县志》里记载：“在大青山一年能收两万多两干板子大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里的《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一文中更是干脆赤裸裸的歌颂起鸦片来了：“大烟！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
陈永发教授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中说，共产党在延安基本是山穷水尽、入不敷出，因征粮数太高导致农民大批出逃，就在这时“特货出口”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局势。
尤其是后来中共这鸦片种得越来越熟练，对走私的打击越来越严格，一九四三年中共还入超二十多亿元，一九四四年则通过“特货”的出口，瞬间转变为出超一百五十亿，“特货”成了中共的核心产业。
用事实说话，共产党就是中国的毒瘤。
[1] 方军、陈刚（2017）《最后的尊严 浙江宁波的抗战老兵》台北：崧博出版社
[2] 方军、陈刚（2017）《最后的尊严 浙江宁波的抗战老兵》台北：崧博出版社
[3] 日中戦争における中国侧犠牲者数の考察
[4] 《从战争到和平：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纪念册》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5/15/n10395165.htm )
凡是为中共辩护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没有写出对日抗战国、共两方的伤亡统计，也许是担心一写出数字就再难造假。本文就先从统计数字切入。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1]
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7,926人、病亡422,479人，总计损失3,65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9,958人、负伤17,601,135人、失踪13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2]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部队百分之七十左右全部耗损，仅计入死亡人数，约有1,328,501人。[3]
根据近年发布的官方正式统计，自民国20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至34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国军对日奋战，历经大小战役4万余次，官兵伤亡321余万人，殉国将领268人，与早年统计数字大致吻合。[4]
至于中国共产党呢？根据中共自己的《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死亡160,603人、负伤290,467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损失共计约584,267人。
对比共军伤亡约58万人，国军伤亡约321万人，是它的5.5倍。如果只计算阵亡军人数目，国军约132万人，共军约16万人，国军阵亡人数是共军的8.25倍。
无雍置疑，对日抗战的主力是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中华民国国军，而号称“拯救了中国”的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甚少参战。
除此之外，中共还藉中日战争之机发展壮大。中共虽然在表面上同意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实际上却设法保存实力并壮大自己。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曾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证实毛泽东主张共军和日军夹击国军。此意图在1937年8月毛泽东陕北洛川会议讲话中表露无遗：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延。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战胜利后，打败筋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随着毛取得中共最高领导权，中共军队开始秉持毛的思想，“让日本人多占地”、“让日本人和国民党去拼个你死我活”，偶尔在日军薄弱的地方打游击战、地道战。
游而不击，尽量避免正面交火，保存实力，这成为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靠着在抗战期间全力发展，中共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控制人口达到一亿，军队达到120万，党员达到120万。凭借这股力量以及苏联的支持，中共最终打败了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坐拥天下。
这也难怪中共党魁毛泽东曾几次公开表示感谢日本的侵略。
1956年，毛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曾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1972年8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日本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却说不用道歉，“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共产党不只消极抗日，更夸张的是，在国军奋勇作战的同时，共产党居然在延安生产鸦片，毒害国人，并因而致富。
苏联的一名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于1940年代派驻延安，他记录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间的所见所闻，由其子出版《延安日记》，该书中记载：
“1942年8月2日。毛泽东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到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元老谢觉哉写的日记中也暗示延安生产鸦片的事实，日记中频繁出现一个神秘的字眼，叫“特货”，且谢将“特货”与“盐”并列，表明二者不是同一物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里同样多次提到这个神秘的“特货”，并且和食盐分列，“特货”的出口额竟占到总出口额的68%（第二名食盐连14%都不到），其平均价格是食盐的四千倍以上。
《新华网》写得更直白。其《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标注一个括号，写上“大烟”。《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
不但在延安，共产党控制的其它地区也在贩卖鸦片。中共冀鲁豫边区的一个县公开发布《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明文征收鸦片烟土税，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湖南省大庸县志》里记载：“在大青山一年能收两万多两干板子大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里的《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一文中更是干脆赤裸裸的歌颂起鸦片来了：“大烟！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
陈永发教授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中说，共产党在延安基本是山穷水尽、入不敷出，因征粮数太高导致农民大批出逃，就在这时“特货出口”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局势。
尤其是后来中共这鸦片种得越来越熟练，对走私的打击越来越严格，一九四三年中共还入超二十多亿元，一九四四年则通过“特货”的出口，瞬间转变为出超一百五十亿，“特货”成了中共的核心产业。
用事实说话，共产党就是中国的毒瘤。
[1] 方军、陈刚（2017）《最后的尊严 浙江宁波的抗战老兵》台北：崧博出版社
[2] 方军、陈刚（2017）《最后的尊严 浙江宁波的抗战老兵》台北：崧博出版社
[3] 日中戦争における中国侧犠牲者数の考察
[4] 《从战争到和平：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纪念册》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5/15/n103951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