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党魁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政府的监控愈发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如今随着中共社会工作部在全国各地三级政府的全面建立，这种监控又达到了一个全新水平。 外卖员、网约车行业中也建立了党组织和社会观察员制度，显示中共政权已如惊弓之鸟。
社会工作观察员
中共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数字监控技术及遍及城乡所有社区的网格员制度，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让当局感到安心。2025年前后，大陆多省市又开始招募“社会工作观察员”，这是2023年中共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的新举措之一。
“社会工作观察员”不同于社会工作者（社工），后者是提供护理、救助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而社会工作观察员通常属于“志愿者”性质的角色。
对于“社会工作观察员”的角色，中共党媒描绘道：他们是听风人、“传感器”和社会“探头”，是党的“信使”及“邮差”。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来人口多、社会流动性大的地区，尤其是中共社会工作部关注的重点。
2024年1月初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成立后，全面推出了社会工作观察制度。据当地党媒报导，截至目前，广东全省共有社会工作观察员1400多名。未来2至3年还将全面完善该制度。
这些“社会工作观察员”身份多样，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主要来自社区、企业、媒体、院校、社会组织等。
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因为走街串巷、耳目灵通，也成为招募对象。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去年6月印发文件，聘请一批“责任心强”的网约配送员担任兼职“社会监督员”。
根据2025年4月江苏淮南市发布的社会工作观察员公示，淮南市决定在全市新就业群体中招募社会工作观察员，10位货车司机、10位网约车司机被确定为候选人。
人民网2025年8月报导，陕西蓝田动员86名快递员、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江西于都引导336名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担任城市治理观察员；江苏苏州枫桥街道有30名物业代表充当城市观察员。
除了社会工作观察员，还有社会观察站。党媒将这些社会观察站称为“战斗堡垒”。
前媒体人、NGO创办者艾时诚对大纪元表示，深圳大概十来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社会观察员，由政府部门聘请。社会观察员本身有工作，但他有义务收集社会动向情报，从家庭矛盾到大的恶性事件，都会汇报。
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传所谓“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是文革的前奏。图为2008年2月22日，两名戴着红袖章的老人在北京街道上巡逻。(Guang Niu / Getty Images)他告诉大纪元，社会观察员本来是从社会工作角度来提出来的，初衷是向民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提供民情民意。但在实际执行中，就变成了情报员、间谍了，收集民间的一些动向，比如说有什么反共人士、“不安定”因素等。
他说，现在的社会工作观察员，表面宣传有社会治理职能，实际上就是社会监控、情报收集，类似于“枫桥经验”的群众互相监视。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大纪元表示，社会工作观察员实际上是另一种朝阳群众，也是网格员的变种。原来网格制度下每个片区都有网格员，现在建到了网约车和外卖骑手群体。
他强调，外卖骑手当社会工作观察员，肯定不是为了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给提供社会福利或保障，而是为了加强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和控制。
在网约车、外卖员行业中建立党组织中共建政伊始就把“单位”“公社”等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出现了中共文件中所谓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这些群体虽然没有政治诉求，但中共因对其控制不力而感到不安。
现任中共党魁上台后，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全面开展党建，以达到控制该群体的目的。
据中共的全国总工会2023年发布的调查结果，全国新就业群体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网约家政等等。
2023年中共出台政策文件，推动各地成立快递行业党委、网约配送行业党委、互联网行业党委等。
成都市成立外卖送餐流动党支部14个；东莞市塘厦镇也成立了快递物流、网约车、外卖行业的联合党支部。
艾时诚表示，中共除了社区里面的生活场域，它还在工作场域加强了控制。
他说，互联网行业、外卖、快递行业都是新兴的行业，最近这十来年、十五年才统合发展起来，往往是共产党没有介入、控制薄弱的环境，所以它就要加强监控，在底层的外卖员、快递行业，也要建立基层党组织。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外卖骑手已超1000万人；截至2024年10月底，中国已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748.3万本。
原宁波轴承厂广东销售公司职员陆乾坤对大纪元表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分散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缺乏工会和制度保障，遇到经济下行时最容易爆发不满。中共害怕这种“游击队”式的人群自发组织，于是选择了最熟悉的办法：不去提供社会保障，而是插入党支部、安插观察员，把潜在的维权者改造成潜在的告密者。
花招百出的“服务中心”
近年来，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立所谓党群服务中心、乡镇（街道）社工站、“暖新”驿站、司机之家等，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提供休憩、咨询等服务，以所谓送“爱心”为名，笼络与监视这些群体。
例如，上海普陀区万有引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站有近4000平方米的空间，有社区食堂、篮球场、换电站，据称汇集了医、食、驻、行等二十余个功能载体；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也建立针对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的“友好社区”“友好商圈”。
这些设施看起来是为底层百姓设计的关怀项目，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维稳形式。
江苏异议人士乐恺安对大纪元表示，社会工作部表面上类似国外的社会服务部门，但性质完全不同：西方社会部门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而中共的社会工作部是党的延伸触角，实质上是政治警察与基层统战的结合体，直接服务于维稳与社会监控。
艾时诚表示，外卖员、快递员基本是社会底层，人数有几千万，又比较松散，他们与商家或跟快递公司不是一种劳动聘用关系。在共产党眼中，他们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特别现在经济崩溃、生活质量下降，共产党认为矛盾比较集中多发在这个群体。它就需要加强监视监控，企图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社会工作观察员
中共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数字监控技术及遍及城乡所有社区的网格员制度，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让当局感到安心。2025年前后，大陆多省市又开始招募“社会工作观察员”，这是2023年中共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的新举措之一。
“社会工作观察员”不同于社会工作者（社工），后者是提供护理、救助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而社会工作观察员通常属于“志愿者”性质的角色。
对于“社会工作观察员”的角色，中共党媒描绘道：他们是听风人、“传感器”和社会“探头”，是党的“信使”及“邮差”。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来人口多、社会流动性大的地区，尤其是中共社会工作部关注的重点。
2024年1月初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成立后，全面推出了社会工作观察制度。据当地党媒报导，截至目前，广东全省共有社会工作观察员1400多名。未来2至3年还将全面完善该制度。
这些“社会工作观察员”身份多样，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主要来自社区、企业、媒体、院校、社会组织等。
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因为走街串巷、耳目灵通，也成为招募对象。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去年6月印发文件，聘请一批“责任心强”的网约配送员担任兼职“社会监督员”。
根据2025年4月江苏淮南市发布的社会工作观察员公示，淮南市决定在全市新就业群体中招募社会工作观察员，10位货车司机、10位网约车司机被确定为候选人。
人民网2025年8月报导，陕西蓝田动员86名快递员、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江西于都引导336名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担任城市治理观察员；江苏苏州枫桥街道有30名物业代表充当城市观察员。
除了社会工作观察员，还有社会观察站。党媒将这些社会观察站称为“战斗堡垒”。
前媒体人、NGO创办者艾时诚对大纪元表示，深圳大概十来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社会观察员，由政府部门聘请。社会观察员本身有工作，但他有义务收集社会动向情报，从家庭矛盾到大的恶性事件，都会汇报。
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传所谓“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是文革的前奏。图为2008年2月22日，两名戴着红袖章的老人在北京街道上巡逻。(Guang Niu / Getty Images)他告诉大纪元，社会观察员本来是从社会工作角度来提出来的，初衷是向民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提供民情民意。但在实际执行中，就变成了情报员、间谍了，收集民间的一些动向，比如说有什么反共人士、“不安定”因素等。
他说，现在的社会工作观察员，表面宣传有社会治理职能，实际上就是社会监控、情报收集，类似于“枫桥经验”的群众互相监视。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大纪元表示，社会工作观察员实际上是另一种朝阳群众，也是网格员的变种。原来网格制度下每个片区都有网格员，现在建到了网约车和外卖骑手群体。
他强调，外卖骑手当社会工作观察员，肯定不是为了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给提供社会福利或保障，而是为了加强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和控制。
在网约车、外卖员行业中建立党组织中共建政伊始就把“单位”“公社”等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出现了中共文件中所谓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这些群体虽然没有政治诉求，但中共因对其控制不力而感到不安。
现任中共党魁上台后，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全面开展党建，以达到控制该群体的目的。
据中共的全国总工会2023年发布的调查结果，全国新就业群体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网约家政等等。
2023年中共出台政策文件，推动各地成立快递行业党委、网约配送行业党委、互联网行业党委等。
成都市成立外卖送餐流动党支部14个；东莞市塘厦镇也成立了快递物流、网约车、外卖行业的联合党支部。
艾时诚表示，中共除了社区里面的生活场域，它还在工作场域加强了控制。
他说，互联网行业、外卖、快递行业都是新兴的行业，最近这十来年、十五年才统合发展起来，往往是共产党没有介入、控制薄弱的环境，所以它就要加强监控，在底层的外卖员、快递行业，也要建立基层党组织。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外卖骑手已超1000万人；截至2024年10月底，中国已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748.3万本。
原宁波轴承厂广东销售公司职员陆乾坤对大纪元表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分散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缺乏工会和制度保障，遇到经济下行时最容易爆发不满。中共害怕这种“游击队”式的人群自发组织，于是选择了最熟悉的办法：不去提供社会保障，而是插入党支部、安插观察员，把潜在的维权者改造成潜在的告密者。
花招百出的“服务中心”
近年来，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立所谓党群服务中心、乡镇（街道）社工站、“暖新”驿站、司机之家等，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提供休憩、咨询等服务，以所谓送“爱心”为名，笼络与监视这些群体。
例如，上海普陀区万有引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站有近4000平方米的空间，有社区食堂、篮球场、换电站，据称汇集了医、食、驻、行等二十余个功能载体；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也建立针对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的“友好社区”“友好商圈”。
这些设施看起来是为底层百姓设计的关怀项目，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维稳形式。
江苏异议人士乐恺安对大纪元表示，社会工作部表面上类似国外的社会服务部门，但性质完全不同：西方社会部门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而中共的社会工作部是党的延伸触角，实质上是政治警察与基层统战的结合体，直接服务于维稳与社会监控。
艾时诚表示，外卖员、快递员基本是社会底层，人数有几千万，又比较松散，他们与商家或跟快递公司不是一种劳动聘用关系。在共产党眼中，他们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特别现在经济崩溃、生活质量下降，共产党认为矛盾比较集中多发在这个群体。它就需要加强监视监控，企图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